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甚至接近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平均速度(9.8%左右)

　　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趋势

　　《中国经济》：在您看来，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达到什么水平？

　　答：从目前来看，增长速度下滑势头得到了遏制。2009年，我国经济“保增长”目标顺利实现，预计2010年的增长目标将会超出2009年的实现水平。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国宏观调控的突出目标是“保证经济增长增速不低于8%”。

　　从2009年各季度变化来看，第一季度增长率为6.2%，达到2008年以来增长速度连续15个月持续下降的谷底；自第二季度起增长速度止跌回升，达到7.9%；第三季度又上升为9.1%；第四季度为10.7%以上；全年增长率达到8.7%。

　　从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态判断，世界经济增长有可能在2010年恢复到2008年的3%左右的增长水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至少不会弱于2009年，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甚至接近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平均速度(9.8%左右)。

　　如果2009年和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在8%和9%以上，那么“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速度将达到10.1%，比“十一五”规划要求的7.5%高出2.6个百分点。而且这一时期(2006～2008年)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控制在5‰左右，低于“十一五”规划的8‰水平，这使得人均GDP的年增长率达到10.4%，也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6.6%的预期目标。如果2009和2010年我国人口增长率仍能在5‰之内，这一时期我国人均年GDP将达到9.6%，比“十一五”规划要求的6.6%高出3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总量的前景如何？

　　答：从国际排名来看，我国正在稳步上升。截止到2009年的数据，按人民币计我国GDP总量接近34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按三年平均汇率法折算，2008年中国GDP总量折成美元为3.9万亿左右，占全球GDP比重为6.4%，2005年(“十五”末期)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5%，位于德国之后列第4位，2008年则已超过德国列第3位，并且与前2位的美、日差距显著缩小，2005年我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7.9%，2008年则提至27.2%。

　　同样，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2008年我国按三年汇率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达到2947美元，2009年超过了3000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3400美元，这一水平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8613美元)尚有很大差距，但已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3260美元)。如果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低估等因素，实际的水平可能更高一些。

　　《中国经济》：2010年的价格总水平将会呈现什么趋势？

　　答：物价总水平近些年来较为稳定，虽然2007～2008年间通货膨胀幅度较大，2008年第一季度CPI甚至高达8.3%，但和上两个经济高涨周期出现的10%甚至20%以上的价格波动相比，仍属较为温和的波动，这说明我国市场化进程对价格总水平及经济增长的平稳做出了体制性贡献。2009年前三个季度，无论是CPI还是PPI所反映的价格总水平是下降的，从11月份开始物价转为正上升，但全年物价水平仍为-0.7%，在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警戒线(2%)之下。

　　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等矛盾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是2008年上半年价格上升幅度大，作为环比指数对比基础的基期价格总水平偏高，2009年价格指数反映的回落程度相应较大。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回升，而2009年的价格水平作为2010年的比较基期价格又相对比较低，因而2010年的价格总水平，无论是CPI还是PPI都可能上升。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前几年执行情况看，2010年经济增长在9%以上，物价总水平稳定在2%～4%是能够实现的，即保持总体上的价格稳定，同时又略高出通货紧缩的警戒水平(2%)。当然，这需要在供给方面严格控制成本推进，需求方面严格管理流动性，从而控制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双重作用。

　　需求增长的动力

　　《中国经济》：您认为2009年中国扩大内需的努力成效如何？

　　答：扩大内需已见显著拉动成效。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以说完全是内需扩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建立基本内向型经济(即国民经济投入和产出各80%以上立足于本国市场)，而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40.42,0.43,1.08%)以来，外需拉动特征突出。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验，需求增长10%，大体上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2009年我国出口增长为－16%以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接近－2%。与金融危机前的2003～2007年相比，那时我国年均出口需求增长是2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30%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在2～3个百分点。前后比较，由于危机冲击使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发生显著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实际发生的绝对影响在4个百分点左右(从2%～3%到－1%～－2%)。如果出口需求增速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水平，那么，就要在今年8.7%的增长率上加4个百分点，达到12.7%，也就超出了2003～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10.6%)。显然，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2009年已恢复到2007年前高增长时的水平，主要由于内需扩大拉动增长的增量尚未充分抵消出口负增长引起的负增长，才使总的经济增长率未恢复到2007年前的水平。

　　我国扩大内需首要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正处于加速阶段，又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上的特殊性，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投资需求拉动特征明显。2001～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中，投资需求增长拉动贡献51.2%，消费需求增长拉动贡献40.7%，净出口增长拉动贡献8.1%，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贡献率(21.6%)相比，我国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高28.6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率(78.4%)相比，我国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低27.7个百分点；与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26.2%)相比，我国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高出25个百分点，而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则低31.8个百分点。2006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投资需求增长超过30%，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相应也进一步提高，投资对增长的贡献超过60%，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在40%以下。

　　消费需求也增长平稳。相比于此前多年，200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保持在16.9%左右，名义增长率15.5%，还低于2008年21.6%的增长幅度。但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收入基础还是得到加强，按可比价格计算，2009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2008年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8.5%，预计2010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将上升。

　　《中国经济》：从需求面来看，您如何评估2010年的经济增长？

　　答：2010年实现9%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具有现实的需求支持。就投资需求而言，在2009年3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基础上，即使严格控制新增投资项目，原有在建项目的持续投资也是十分巨大的，如无特殊变化，预计2010年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增长率应不会低于25%，即不会低于2003～2007年间的平均水平，投资仍能对增长予以强有力的拉动；就消费需求而言，在收入增长速度提高的基础上，如果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能够维持在5%以下，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目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目标，那么，在其他条件无大变化，甚至可能对扩大消费进一步刺激的情况下，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需求增长率至少不会低于2009年的17%左右的增长水平；就出口需求而言，若无特殊变化，全球经济复苏已经开启，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能够恢复到2008年的3%甚至更高的水平。

　　根据经验，通常全球经济增长1%，相应中国的出口需求增长5%，若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3%，则中国出口需求会恢复到15%左右。考虑到金融危机后的贸易保护倾向和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美国现在经常项目逆差已超过GDP4%这一警戒水平，达5%以上，更会加强贸易保护，2010年我国出口增长10%左右，还是有可能的。因而，从总需求的分解看，2010年25%以上的投资需求增长将拉动经济增长5个以上百分点，17%左右的消费需求增长将拉动2个以上百分点，10%左右的出口需求的增长将拉动1个百分点的增长。总体上2010年我国增长率应在9%以上。

　　目前主要的失衡表现

　　《中国经济》：从目前来看，2010年中国会不会出现“滞胀”？

　　答：2010年特别是下半年之后，我国面临的总量失衡最主要的威胁是“滞胀”可能性上升，2008年下半年以来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出台，使得流动性大增，如果说这些流动性不能及时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而是滞留在资本市场及银行手中，那么，一方面在短期内会严重影响虚拟经济，冲击诸如股市、楼市价格；另一方面，在稍长时期里，即超过货币政策的“时滞”期(一般情况下，这一时滞期在欧美国家是6～18个月，我国前几年的经验是7～24个月)，增大的流动性就可能形成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同时，经济增长又未得到刺激，形成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滞胀”局面。由此，总量政策效应将严重削弱，通货膨胀率超过5%甚至更高是有可能的，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超过5%(社会调查失业率将超7%)，达到通常所说的失业警戒线也是很可能的。

　　《中国经济》：2010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程度会加深吗？

　　答：结构失衡的程度有可能加深。无论我国统计数据怎样调整，实际上我国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失衡的矛盾：首先，我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到中后期，而城市化率只有45%略多，若考虑到这45%中还包括在城镇从业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远未城市化，那么，真实城市化率更低，与当代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差距极大(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通常在60%以上)。这也是我国服务业比重相对低，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重和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把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43.3%，平均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但到2008年不仅未升反而下降至40.1%，2009年虽有回升，也只是达到40.8%，并且主要又是由于第二产业增长率短期回落所致。预计到2010年末这一比重也只能达到41%左右，比“十一五”规划预定目标低2个百分点。尽管经济普查对统计数据可能有所调整，调整后的数据反映服务业比重会有所上升，但总的服务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格局不会改变。这种结构落差严重抑制了就业增长，抑制了消费扩张从而抵制经济增长。

　　其三，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失衡，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落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投资需求增长，始终明显快于消费需求，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达到30.1%，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8%(扣除价格因素)。据测算，在我国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30%以后，固定资产投资若继续增长，对消费需求增长在短期里将会直接形成负面影响，即会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负增长。这就要求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转向刺激消费，否则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将受到侵蚀。

　　其四，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的总结构中，政府(财政)收入、企业(GDP)收入、居民收入三者之间，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速最快，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现已达到20%以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又以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更为迅速；其次是企业收入，GDP增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反映了这一事实，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为迟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68%左右降至2008年的58%左右，将近9亿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市民年收入的30%略强。事实上，只有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这就不能不严重限制内需的扩大，特别是限制消费需求的扩张。

　　不仅居民收入比重总体下降，而且在居民收入内部的差距也有所扩大。一是城乡差距扩大，据测算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虽然扩大，但速度尚在可承受范围，10年间基尼系数大体由0.32左右上升至0.38左右；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速度也不显著，10年间大体由0.29左右上升至0.34左右。但把城乡居民混在一起计，我国现在基尼系数已达0.47左右，显著超出警戒线(0.4)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大体有60%可以由城乡差距得以解释，城市化率的差距已成为各地区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二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由于资产性、经营性收入和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异扩大等多种原因，包括权钱交易的种种“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等，使各阶层收入差距在扩大。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目标也影响效率目标，突出的在于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张，使全社会消费倾向降低(越是高收入者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克服和缓解上述总量和结构性失衡，构成2010年甚至更长时期里宏观调控，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的基本任务。

　　中国的改革选择

　　《中国经济》：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讨论政府“退出”经济刺激，那么，我国的退出时机呢？

　　答：就总需求而言，没有理由在2010年率先退出扩张性政策轨道，因为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止跌回升，但构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仍然存在，所以扩张性的总量政策方向，至少在2010年上半年不能改变。但在保持扩张性政策的同时，应当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同时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就供给管理来讲，包括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在创新支持下，透过市场缓解产能过剩，使产能过剩能够逐渐压到20%以下的正常水准，真正缓解重复建设矛盾，提高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增大重复投资的技术门槛，从而完善市场体制，加大竞争，以形成淘汰机制。我国已列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同时又推出多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着这种产业政策追求；推出区域发展政策，使区域差异不仅成为各地区的特点和比较优势，而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更持久的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我国近年批准的12个地方发展的国家级战略，正是新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当然供给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技术创新政策。为有效地实现扩张型需求政策，供给管理目标必须在强调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需求效应的同时，注重其供给效应，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既注重扩大需求，又注重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者的生产率上。

　　《中国经济》：在2010年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答：如果说2009年应对危机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更为显著的话，那么，在2010年的宏观调控中，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强调，尤其是在注重财政政策的需求总量扩张效应的同时，注重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以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如果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不变，那么，首先应是扩张性的方向不变，而程度则要根据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和多方约束进行协调。

　　就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2009年国家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分两年完成)，新增财政投资即使可能，其规模也会受到严格控制；此外，2009年财政赤字为9500亿元，占GDP(33.5353万亿元)的比重已达3%，达到了临界值。2010年财政赤字若进一步增大，也很难超过2009年的规模。就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而言，自2003年以来，在名义税收制度上已经连续做出减税安排，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2008年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并一，内资企业由过去33%降至25%，2009年起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转型本身意味着税率下调)，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2004年起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制度，加大退税力度，以及除烟草外的土特产税的取消等等。尤其是考虑到200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较大程度地减税不具可行性，只能结构性地减免。

　　《中国经济》：那么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宽松还是紧缩？

　　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坚持，但应进一步注重“适度”。

　　从货币供应量上看，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已达40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6万亿元，比2008年的4.9万亿元几乎超出一倍。年末广义货币(M2)比去年同期增长27.7%，增幅同比加快近1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增长32.4%，增幅同比加快23.3个百分点。从利率政策和储备金率看，2008年9月以后到年末，连续4次下调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从7.47%降至4.86%，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17.5%降至14.5%，中小型金融机构从17.5%降至13.5%。但与此同时，我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相对不足。我国与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的不同在于，美国此次危机是从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因而首先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产生危机，从而不得不收紧银根。由此直接冲击对银行依赖度强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也相应资金不足，因而金融和非金融企业都缺钱，需要宏观政策上扩大货币供给，增大流动性。

　　而我国则首先是实体经济，尤其是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实体经济产生问题，订单减少因而减产、停产、破产，这样对银行的货币需求相对减弱。而我国银行本身并未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银行的流动性充裕。到2009年末，各类金融机构的存贷差达到19亿元左右。所以，我国货币市场上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需求不足，相对于需求不足流动性过剩。我国的货币政策就不应是简单地总量扩张，而要强调其扩张效应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否则就会滞存在虚拟经济中，使股票等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而提升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对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央企来说，必须努力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水平，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的投资增长点，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实现投资的机制，从而从技术和体制上避免严重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必须在制度上提高其市场竞争和准入的机会公平性。尤其是解决其融资的有效机制，培育其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当然这些除政策要求外，尚需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实现。此外，存款利率到2008年末已降至2.25%。如果2010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特别是下半年通胀压力会更加显著，假如通胀率达到3%，甚至更高，那么就面临存款负利率的局面。这也是对宽松的利率政策的一种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