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蔓延到银行系统是很危险的信号。如果外围市场继续恶化，中国政府可能会出台相应的政策。但在未来两三个月内，政策将处于静默期和观察期。”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休息室里，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王黔对今年的宏观形势娓娓而谈。

　　欧债危机或将愈演愈烈

　　《红周刊》：如何看待近期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

　　王黔：我们认为这只是金融危机，还不是经济危机，危机会压制经济复苏的进程，但不会把复苏扼杀。但我们并不能放松警惕。从目前来看，这场金融危机的风险还在增加。因为危机已经从主权债务蔓延至银行系统内部了。欧洲一些银行已经无法在美国市场发行商业票据了，我觉得银行危机的影响要大于主权债务危机。因为如果只是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小国，通过一些国际援助和紧缩财政政策就可以解决；但是银行危机不同，因为对于一个国际性的银行来说，它所发行的债券是全世界流通的，如果银行间出现信贷紧缩，影响面将大得多，所以我认为，银行危机才是对整个经济伤害最大的。

　　《红周刊》：未来有可能演变成像2008年那样的经济危机吗？

　　王黔：首先，这次危机不会像2008年那么严重。主要是银行目前的杠杆率已经在2008年的“去杠杆化”过程中降低了很多，2008年时欧美银行的杠杆率差不多有40～45倍左右，当前只有20～25倍左右，所以风险并不会像2008年那么高。

　　但此次危机具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ECB（欧洲中央银行）的举措。从我们的观察来看，ECB的态度可能没有美联储那么坚决，反应也可能不像美联储那么快。

　　《红周刊》：这场危机将如何影响我国经济？

　　王黔：我们做过一个相关性的分析，就是当欧盟GDP下跌1％，中国的GDP会下降0.3％；但是如果世界经济下跌1％，中国经济则会下跌1.1％。所以，一旦危机蔓延到全球，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未来两三个月将是政策观察期

　　《红周刊》：政策会因为此次欧债危机进行相应调整吗？

　　王黔：全球和国内经济前景都不明朗，中国政府也表示2010年是继2009年“最艰难的一年”之后“最复杂的一年”。复杂的环境看不出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在不确定性面前，政府也需要谨慎地制订政策。因此，政策将保持灵活性和针对性。

　　《红周刊》：您能具体说说“灵活性”么？

　　王黔：今年年初国际经济增长很稳健，国内经济出现了经济过热迹象，所以政府收紧流动性使货币环境慢慢正常化，包括对一些过热的区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连续出台的房地产政策。现在紧缩政策产生了作用，经济过热的程度下降。而国际上又发生了欧债危机，危机会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会出现两到三个月的政策空窗期和观望期。

　　《红周刊》：“针对性”又该怎么理解？

　　王黔：今年的经济增长恢复不均衡，有些行业恢复得快，如依靠投资的或者内需的企业发展快，而中小企业出口却恢复得慢。因此，今年就是有针对性地调结构，哪个行业有问题，就出台相关政策。

　　《红周刊》：您觉得还可能继续出台更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吗？

　　王黔：我认为，现在的地产调控重要的是把之前出台的政策有效地执行下去，比如二套房如何认定等问题。另外，要严格执行政策，因为房地产是众多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红周刊》：房地产调整到什么水平是经济可以承受的？

　　王黔：中央政府未必希望房价降很多，尤其是二三线城市房价下跌的空间本来就比较有限。而且经济能够承受的房价降幅和国际经济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如果国际经济很好，那么房价下跌10％～20％都是可以接受的。可如果国际经济很差，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很大，那么政府对房价下跌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到时候政策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调控动力了，这也是我之前说的政策“灵活性”的一个反应。

　　流动性收紧谁先知

　　《红周刊》：您提到去年过剩的流动性导致房价和股价的飙升，今年的情况如何？

　　王黔：我们通过M2和名义GDP的比较就能看出来。去年名义GDP增长只有6.78％，但是M2增长有将近30％，两者之间有23％的量是实体经济不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剩流动性，这些钱去了房地产或者股票市场，所以我们说2009年过剩流动性导致了资本市场的繁荣。今年M2开始下降，GDP在增长。如果今年名义GDP增长达到15％或者16％左右，按央行的控制目标M2为17％，M2依然高于GDP的增长，也就是说实体经济仍然是不缺钱的。但这个量相比去年已经非常少了，同样资本市场也会最先体会到。

　　《红周刊》：目前股市的下跌，是不是和流动性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王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只能说，资本市场是对流动性收紧最灵敏的。另外，从宏观的层面来讲，现在股市的下跌主要是来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经济和政策都不确定，而股市偏偏不喜欢不确定，所以导致了目前市场比较低迷。

　　加息或在三季度

　　《红周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您怎么看？

　　王黔：我觉得没有必要担心高通胀，因为中国1/3的CPI构成是制成品，而现在普遍的现象是生产能力过剩。此外我国还有1/3的CPI构成是食品，过去4年我国粮食都是大丰收。另外，去年过剩的流动性也大多流入资本市场，而不是流入经济实体，从这个角度讲，也不会过度推高CPI。

　　《红周刊》：5月份3.1％的CPI超过温和通胀的警戒线，很容易让人形成通货膨胀预期的担忧。

　　王黔：通货膨胀肯定是向上的，我们预计全年CPI可能达到3％～3.5％左右，而全年的顶可能在三季度出现，最高可能达到4％左右。政府可能会在三季度加息，让货币环境重新正常化，回到年初制定的轨道上。

　　《红周刊》：加息幅度会有多大？

　　王黔：我们认为加息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对于经济有信心，比如国际经济不会发生二次探底，二是通胀继续上升。我觉得这两个条件在三季度都可以满足。至于加息的幅度，预计年内将进行最多两次、每次27个基点的加息。现在看经济过热的风险已经有控制，而且消费物价指数的温和上升也可以容忍。此外，全球商品价格的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中国的相关通胀压力。

　　《红周刊》：加息之前是否应进行汇率调整，否则可能会吸引更多热钱流入？

　　王黔：近几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进一步升值幅度可能不会太大。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该何时动，怎样动，我觉得这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了，而是上升为一种中美的政治博弈。我们看到，美方推迟了原本定于4月份发布的汇率报告，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友好的表示，相当于给中国汇率政策缓解了过多的压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报告只是推迟，而不是取消。而如果在发布这个汇率报告时，中国还是无动于衷的话，可能会让奥巴马比较尴尬。按常规，美国一年发布两次汇率报告，一次在4月，一次在11月，所以，我认为，在二季度末或者三季度初，中国可能会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动作，比如宣布每天的汇率交易区扩展一些，也可以稍微多一些双边货币的波动。这样至少显示出中方愿意对人民币的灵活性做出一些调整，这样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