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四十不惑”之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亦有类似说法。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9月底原本该有一系列庆祝、纪念活动，然而受日本“购岛”闹剧冲击，中日邦交不惑之年，变成了双边关系波折之年。
　　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国态度明确而坚决，将不惜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完整，这其中自然包括不得不承担的经济和贸易代价。从经济与贸易角度看，40年来，中日双边贸易额达3400多亿美元，增长了340多倍，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人员往来从每年1万人次扩大到500多万人次，双方已经形成了极深的经贸依存关系，可以说是谁也离不开谁。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主权问题上无原则退让，日本和国际社会对此不应有任何错觉。
　　我们当然不希望中日全面开打经济与贸易战，也不愿看到在涉及经贸关系的对策上或付之阙如或生硬粗糙，仅以狂热情绪进行所谓抵制日货或打压日资。从原则上说，和则多赢，不和俱伤。在中日经贸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上，双方显然还有巨大空间，看重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界也应有更多积极作为。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日方要认清中方多次强调的“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一核心诉求，必须主动化解因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中日关系大危局，从而为中日经贸可持续发展营造适当的大环境。
　　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9月28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日关系这条大船就可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触礁沉没。倾巢之下，中日经贸关系势必全面倒退，双方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梳理、分析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当前挑战和可能危局，就是希望双方能基于对现实局面和双边利益更深刻的认识，谋求更好的解决领土主权争端之道。对中方而言，不求经济之战，亦无须畏战，充分预估中日经贸关系倒退的严重后果并切实绸缪应对之策，是最有效的避战之途和发展之道。
　　编者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准备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隆重庆典，最终未能如期举行。第二天，中方组织了一场规格不高的座谈会，气氛凝重。
　　而在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5000余名贵宾于2002年9月23日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友好交流大会，江泽民、胡锦涛、桥本龙太郎等中日两国政要与会。当年9月前后，各种类型的庆祝、纪念活动在中日两国分别举行，气氛融洽。
　　十年倥偬，天差地别。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冷清，许多致力于两国友好交往的人士深感遗憾和忧虑。他们不愿看到的是，自今年6月以来，围绕着钓鱼岛主权的争议不断升级，中日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急速降温，原本“四十不惑”之年，却充满变数与危机。
　　事实上，中日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微妙变化，自去年以来即有各种迹象浮现，新的钓鱼岛问题则加大了两国经贸关系的脆弱性和危险性。亚洲经济第一和第二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和第三大国将以何种方式处理危机、延续合作，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焦点问题，无数人身涉其间，弄不好即两败俱伤。
　　8月30日，55岁的津上俊哉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中国朋友吃了顿饺子，依依不舍地登上了全日空的航班。这位将自己后半生押注“中国崛起”的前外交官，彼时心境低落。
　　十几年前，津上曾是日本通产省的官员，参与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国入世多边谈判。其后，他作为日本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在中国生活多年。2007年，他撰写的《中国崛起》一书在日本畅销一时，书中提出的“中国特需论”，有力回击了当时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为搭上中国经济飞速行驶的快车，津上47岁那年“弃官下海”，担任日本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管理运作“日中架桥投资基金”。该基金从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跨境股权投资，不断“撮合”优势互补的中日企业合作。几年来，该基金在江苏等地投资和支持的日资企业集群，正赶上2004年前后兴起的那波日资投资中国热潮，收获颇丰。
　　不过，他最终决定“弃商上山”， 回日本做学问。除了对中日不断起伏的政经摩擦和投资中国的变数感到厌倦，他也对“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结束”充满忧虑，他说：“如果中国不能重启改革，提高生产率，‘中国崛起’将终结。”
　　对中日摩擦心灰意冷的津上，没有预料到，在他离开中国两周之后，占泛亚地区GDP总量82%的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因为钓鱼岛主权问题，以激烈的方式相互碰撞，至今难以收场，他曾经倾力参与的中日经贸往来，亦因此深受伤害且前景难测。
　　“政冷经冷”新困局
　　经贸降温，各自受损，已成定局，唯一不确定的是，损失究竟有多大，冷局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熟悉中日关系过去40年发展历程的人士，比较习以为常的是，两国在政治、外交和历史问题上不时有争议或摩擦，但通常不会影响双边经贸的持续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冷经热”几乎成为中日关系的常态。
　　然而这一次，中日两国经济界人士发现局势不妙，因钓鱼岛主权问题，“政冷经热”似乎有逐步变成“政冷经冷”之势，维系中日关系的基石开始动摇。
　　9月中旬以来，西安、重庆、青岛、上海、北京等十几个中国大城市相继出现民众游行抗议活动，部分城市甚至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一些日本品牌汽车和日式店铺被少数不法分子冲击，个别无辜群众受伤，“抵制日货”的号召一度充斥网络，响应者众。
　　这些局部情绪性事件的背后，是中日经贸的一些黯淡变化。
　　以中国仍在高速成长的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日本品牌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同比下降2%，而德国、美国、韩国、法国品牌汽车在华销量则分别同比增长25%、19%、12%和4%，多家主流日系车企对此感到不安。
　　进入9月，各大城市的涉日冲击波更令日系品牌汽车销量普遍遭受冲击。全球最大的汽车行业咨询公司IHS Automotive的数据显示，9月以来，日系在华车企因暂停工厂运营等因素，近期累计减产至少1.4万余辆。这意味着，基于这些日系车平均每辆1.8万美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计算，日系在华车企因减产而产生的损失约2.5亿美元。
　　9月下旬，丰田、日产、马自达三家日本主流汽车厂商相继决定，减少其在华独资或合资工厂的汽车产量。
　　由于今年中国的中秋、国庆双节相连，上述公司原计划于中国节日期间停产，但9月以来出现钓鱼岛危机升级和民众涉日事件，令日企厂方担心汽车销售出现更大麻烦，因此纷纷在节日到来的前两周即停产或缩短作业时间。关注此动向的舆论认为，如果在华日本车企减产长期化，基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日本汽车厂商的经营将受到较大影响。
　　以丰田汽车公司为例，2011年其全球汽车销量795万辆，在中国大陆销售88.3万辆，同比略增4%。而对日产汽车公司而言，中国是其绝不能失去的最大单一市场。2011年日产汽车全球销量467万辆，在中国的销售即多达125万辆，同比增长超过20%。马自达的情况略有不同，2011年其在华销量21.5万辆，同比下降10%左右。
　　不仅是汽车这样的消费大件，9月以来，淘宝等网上商城的日系商品关注度和销售量也明显下滑。据相关数据统计，最近一段时间，松下品牌的网上商城搜索指数同比下降31.4%，关键字“日本”的搜索指数同比也下降8.1%。个别央企和民营地产公司，在内部宣布暂停采购日本产品，并号召部分员工和家属抵制日货。
　　钓鱼岛事件的不断升级，还令原本繁忙的赴日旅游形势急转直下。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的数据，今年3月天气转暖以后，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数量快速增长，7月－8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共达39.8万人，占同期所有外国赴日游客总数的24.5%，若加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游客，比例高达48.1%。
　　同时，中国大陆游客在日本的人均消费额居所有访日外国人之首，超过17万日元，令日本旅游业大为受惠。
　　然而受近期中日关系恶化影响，中日两国的旅游社团不得不相继取消旅行计划。在芒果网发布的“2012年黄金周出境游人气排行榜”中，今年国庆期间十大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境外旅游目的地中，日本跌出十大榜单。
　　上海的李力雯小姐原本与友人相约国庆黄金周期间去日本冲绳旅行。不过，当她在放假前两周致电携程、春秋、悠哉网等旅游公司预订机票和酒店时，却被告知近期赴日的旅行项目已经全部暂停，这令她颇为失望。同时，春秋航空原定于9月23日开通上海至日本鸟取县等十个航次的临时包机已取消。
　　另据《东京新闻》报道，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航多年运行顺利的中日间航线，从9月到11月，已预订座位合计取消多达5.2万多个。据一家协助日本各地推进国际合作的民间机构统计，截至9月底，中国近期赴日旅游者有三分之二取消了行程。
　　这都将影响中日两国9月的经贸数据，降温之下，各自受损，已成定局，唯一不确定的是，损失究竟有多大，冷局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经济战开打？
　　虽然中国政府迄今并未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宣布任何对日制裁行动，但在一些日本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看来，中国针对日本的一些经济反制行动，事实上已悄然开始
　　如果没有近期的钓鱼岛事件，中日经贸关系虽有局部增减，但不会全面降温，更不会处于经贸战边缘。事实上，去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一度加速了日本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
　　去年4月，日本最大的汽车制动系统原厂供应商ADVICS株式会社即宣布，新成立ADVICS汽车制动系统中国研发中心。几乎同时，日本最大的通信机箱机柜制造商日东工业株式会社也宣布增资中国，将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从120万美元追加到1550万美元。
　　据介绍，日本地震后相继转移到中国的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小的高新科技制造业。它们原本并无迁址中国的规划，但面对被地震损坏的工厂，它们认为与其费时耗力再建一个，不如到逐步成熟的中国市场收购一家本土制造公司。于是，当时很多这类制造业的中小公司来到了中国。
　　不想仅一年后，突然升级的钓鱼岛事件和涉日活动，让这些初来乍到的日本企业不知所措，觉得“留也不是，撤也不是”，“刚来就撤成本太高，但不撤出，投资环境也令人恐惧”。
　　虽然中国政府迄今并未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宣布任何对日制裁行动，但在一些日本经济界和企业界人士看来，中国针对日本的一些经济反制行动，事实上已悄然开始，经贸战一触即发。
　　日本共同社9月24日援引日本企业人士消息称，中国个别大城市的海关向日本货运公司发出通知，将加强对运抵中国机场的日本航空运输货物的抽检力度；部分中国重要港口的海关，也在近期加强了对日本输入货物以及对日输出货物的常规检查。
　　在日本舆论看来，中国采取的类似经济反制手法，此前对菲律宾和挪威都曾使用过。比如在去年南海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海关就曾以检疫检验为名，阻滞菲律宾香蕉进口，最终以含有昆虫为由，禁止数百个集装箱的菲律宾香蕉进入中国，而在正常情况下，菲律宾香蕉总产量的30%会出口中国。因挪威与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出现争议，挪威三文鱼对华出口受到更加严格的检疫检验。2011年挪威对华三文鱼出口缩减60%左右。
　　日本媒体这些怀疑，从未被中国有关部门所证实。但外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庞大的国内市场，的确可以成为中国在处理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时的一个重要优势因素，最佳下手点往往是对中国的出口大项，且存在一定竞争的行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对对方经济的压力，亦可以减少对本国经济的损伤。
　　例如，在中国和欧洲出现政治或外交领域的争议时，中国往往会推迟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订单，而空中客车的对手波音公司，则可能此消彼长地获得新订单。对此，中美欧各方心知肚明。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称，中国汽车产业目前竞争过度，因此若有日本汽车公司在华减产甚至退出中国，则对相关企业和中国合作伙伴的影响较大，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整体影响也不能算是致命的，但这对日本汽车产业的打击将更大。金柏松表示，若不得不运用经济制裁手段，“一定要以本国经济损失最小化为目标”。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三个方面的确积攒了较为突出的实力：其一为中国所持有的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二为中国持续增加的对外投资；其三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内部市场。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发挥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源泉。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以经济手段或制裁方式进行国际关系博弈，并不是最高明的做法，且其负面影响也是多重的，对中国经济自身更非好事，还是应当尽可能少用、慎用。近期，中国若强化对日本进口商品实施通关检查等手段，对中国的声誉也会造成损害，可能导致海外投资减少以及部分消费低迷，给进入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风险。
　　一些经济界人士呼吁：日本应尽快化解钓鱼岛危局，以免中日两国陷入贸易战的双输困局，从长远看，双方在产业投资领域还有巨大合作空间。
　　撤离者小步加速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新劳动合同法、两税合并等政策因素，加上土地和租金因素，增加了部分日本企业将投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
　　感受到两国关系凉意的部分日本企业，近期更加关注中日经贸面临的多重风险，一些企业选择了逃避。
　　日本佳能公司驻香港一位不愿具名的营销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平常担心的‘中国风险’(China Risk)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得到印证，无论如何，地理这么近的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出现这样的关系很糟糕。”
　　据悉，佳能公司短期内虽不会关停在中国大陆的工厂，但会考虑增加对中国台湾地区、缅甸及越南的投入，特别是缅甸最近的政治形势趋稳，其明显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部分日本企业加快了产业转移和投资变动的步伐。事实上，“这些考虑在这次风波之前就有了”。上述佳能公司营销人士说。
　　包括佳能、松下等在内的一些日本大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建厂。获得中国市场成长硕果的同时，这几年中国的人力及其他商业成本的逐步升高，也令这些企业开始谋划，是否将工厂迁出中国。熟悉这些日本企业的分析人士称，今年的钓鱼岛事件，或许会对部分日企计划中的工厂外迁起到加速的作用。
　　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界，有关中国经济因素的讨论持续经年。近几年，中国的人力成本每年以15%－20%的速度攀升，令曾经历过类似劳动力成本上升阶段的日本企业极为敏感。“不调整在华发展模式就要搬迁走人。”津上表示。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减弱，新劳动合同法、两税合并等政策因素，加上土地和租金因素，增加了部分日本企业将投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
　　日本民间机构的数据显示，日本对包括越南、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额迅速上涨。今年前八个月日本对越投资43.3亿美元，占外商对越投资总额的51%。预计日本对越投资还会增加。
　　事实上，2011年越南和日本的双边贸易额达21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12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将达300亿美元，2020年将达400亿美元。在一些制造产业，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很可能部分替代中国成为日企外迁的首选。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与东南亚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仍有综合成本优势，但如果因为一些非理性因素而对日本在华工厂的设备和人员的安全构成威胁，按照日本人的求稳心态，会考虑暂时停工乃至逐步撤离。
　　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同时房地产政策抽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铁项目等也一度收缩，对日本装备制造业的总体需求在减弱，若有经济制裁，对中国影响不大。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今年日本对俄罗斯、巴西、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投资逐步增加。日本甚至采取30年前对中国投资的方式，投资并提供低息贷款给菲律宾等国家购买日本大型机电，而让对方以石油等资源还贷。
　　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界，最近几年来，随着非经济领域争端的不时出现，从 “靖国参拜”到“渔船冲撞”，从“南海争端”到钓鱼岛“国有化”，日本企业经历数次波折后，没有对日本政界施加积极影响，而只是采取有进有退的战术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即“中国+1”方案，在中国投资的同时，投资印度、巴西、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分散风险。
　　《日本经济新闻》近期报道称，日资企业受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本已在商讨推行“中国＋1”战略，即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今后考虑到日本对华投资的多重风险，日企可能加快类似转移动作。
　　在日资企业考虑收缩中国战线之际，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近日纷纷加大吸引日企投资的活动，试图从中国分一杯羹，这也让一些短视的日本企业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