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专家再辩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发表时间：2012-11-09 发表评论
中国经济增长率是注定要猛降至一年3%到4%的水平，还是能够维持在当前7%到8%的区间之内？
“中国实时报”请到了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这两位重量级专家，请他们通过信件往来辩论这一话题。
两人在上周发布了开场白，下文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锋：
…
亲爱的尼克
你说：“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已在中国确立。如果习、李二人能够克服近几年拖慢改革的顽固既得利益，他们就是在为更强劲的中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我同意你的第一句话。很少有经济学家仍怀疑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再有什么人怀疑中国需要金融部门以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一个急剧性转变。但你的第二句话给我留下了两个问题。一，克服既得利益对习李二人能有什么好处？二，即使他们真的采取行动克服既得利益，之后中国经济如何能继续保持高增长？
先谈第一个问题。依我之见，经过多年之后，中国国内的多个集团已经极大地获益于与当前增长模式相关的各种扭曲，特别是利率、汇率的扭曲以及中国对投资的严重依赖。考虑到这些扭曲的程度之深，存在时间之长，如果这些集团没有变得极其强大，那反倒是怪事。
这些扭曲需要纠正。然而从试图纠正类似扭曲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先例来看，调整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将是这些集团的反对。比如杰弗瑞•弗里登(Jeffrey Frieden)在他1993年关于拉丁美洲的著作中认为，拉美70年代后期的调整之所以极其缓慢、痛苦，正是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在妨碍或稀释改革方面是如此成功。
放眼今天的中国，我很难相信获益于旧有发展模式的集团没有70年代拉丁美洲那些集团那么强大。这不是说克服精英阶层的抵制没有可能，而是说克服的难度将远远大于很多人的预料，并且几乎肯定需要耗费多得多的时间、需要决策者具有远为强烈的紧迫感。请记住，拉丁美洲的很多必要改革都是在经历80年代的危机之后才得以强制推行的。
再谈第二个问题。仍不清楚北京可用什么办法来改变增长引擎。当然在他们降低投资增速的时候，消费将成为相对更重要的增长引擎。然而，消费即便像过去10年一样继续以每年7%到8%的速度增长，那也至少需要等到10年过后、家庭消费占GDP的50%到60%之时，才足以推动GDP增长率达到远高于3%到4%的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不只是需要维持过去10年的消费增长速度，还需要大大提速。
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需要具体的机制，从而使家庭收入的增长达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快速度，而且是在中国所经历的最恶劣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做到这一点。让财富从国有部门和中国精英大规模转移到普通家庭毫无疑问将会奏效，但是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了，也许我比你更悲观，我不认为在政治上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理解的历史告诉我，强大的国有部门以及同样强大的经济精英将激烈地抵制任何类似的变化。
我不怀疑中国政府最终将实现其目标，但是我不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高效而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中国想要阻止中国经济在未来许多年的时间里进一步放缓，又必须高效和不遗余力地去这样做。在历史上，这个过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易，我想不出来为什么这对中国来说会更容易，因为导致这一过程在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的因素，在中国可能更加严重。
要知道我们不仅是在要求中国做出历史上很少有国家能够成功做出的调整。我们在要求中国在更恶劣的外部环境下解决更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而且要比以前更成功。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觉得这很难实现。
此致！
迈克尔
…
亲爱的迈克尔,
我们都认为，在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这个比例必须降下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几年出口不太可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我们的分歧似乎来自于三个问题。首先，中国必须以多快的速度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第二，更强劲的消费支出能否抵消投资放缓对增长的不利影响？第三，政府政策在再平衡方面扮演何种角色？
你似乎认为只有让投资增长急剧放缓才能快速降低其在GDP中的比重。按照你的假设，也就是消费增长将会保持在7%，那么要想使GDP增速降到你假设的3%到4%，投资增长需要接近停滞。但这并非必要之举，也不是最佳选择。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实施一种不均衡的增长策略，因此导致的发展不均衡不可能在一夜间被逆转。尽管重工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必须放缓，但随着发展逐渐走向均衡，消费品产业和服务领域中大量产业的投资可能会出现增长。
其次，假设实际消费增长率不会超过7%至少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第一，过去10年实际私人消费年均增幅接近10%，而不是“大约7%”。去年实际私人消费增幅逾11%。更重要的是，虽然在过去两年里实际投资增速已经跌破其10年来的平均水平，但实际消费增速却高于10年来的均值。这意味着以更强劲的消费支出来抵消投资增速放缓远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一种可能。
再次，你的分析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注定是经济增速的大幅降低。但未来并不完全由算术决定。这种分析忽视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励私人消费支出的更快增长方面所具有的能力。
随着未来几年劳动力增速放缓，工资增长速度预计会比刚刚过去的这几年更快。这可能会扭转长期以来工资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工资占GDP比重不断下滑是导致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工资加快增长的另一面可能是所谓“企业经营盈余”的下降，这会导致投资增速放缓。此外，中国的投资总额中目前有很大一块来自私人所有企业或私人控股企业，而且这一块在总投资额中的占比还在不断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导致投资效率的提高，这样GDP增速就不必和投资增速同步放缓了。
在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并取消其对工业能源消费的补贴。在过去10年，被低估的汇率和接受补贴的能源使得投资向制造业而非服务业倾斜。由于平均而言服务业更偏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这些改革会改变投资流向，这可能有利于就业增长，继而增强工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的势头。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劳动力增速不断放缓，工资占GDP比重会逐渐提高。
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将意味着每一个家庭无需自行投保以抵御重大疾病等风险。这可能有助于家庭储蓄率的逐步下降。
同样，结束近年来极端的“金融压抑”现象也可能有助于家庭储蓄率的下降。作为这种现象的反映，从2004年开始的这些年里，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值一直为负。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过去数十年里拖累消费增长的最大单一因素就是不断上升的家庭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中国实际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9%。但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内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实际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近10%的水平。
总之，经济再平衡是一项中期改革，这一过程不会容易。想要取得成功，政府必须逐步取消以往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利润而非工资增长，有利于贷款人而不是储户，有利于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中国虽然不会继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但中国经济增速也可能不会低至你所假设的3%至4%。
祝好
尼克
“中国实时报”请到了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这两位重量级专家，请他们通过信件往来辩论这一话题。
两人在上周发布了开场白，下文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锋：
…
亲爱的尼克
你说：“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已在中国确立。如果习、李二人能够克服近几年拖慢改革的顽固既得利益，他们就是在为更强劲的中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我同意你的第一句话。很少有经济学家仍怀疑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再有什么人怀疑中国需要金融部门以及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一个急剧性转变。但你的第二句话给我留下了两个问题。一，克服既得利益对习李二人能有什么好处？二，即使他们真的采取行动克服既得利益，之后中国经济如何能继续保持高增长？
先谈第一个问题。依我之见，经过多年之后，中国国内的多个集团已经极大地获益于与当前增长模式相关的各种扭曲，特别是利率、汇率的扭曲以及中国对投资的严重依赖。考虑到这些扭曲的程度之深，存在时间之长，如果这些集团没有变得极其强大，那反倒是怪事。
这些扭曲需要纠正。然而从试图纠正类似扭曲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先例来看，调整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将是这些集团的反对。比如杰弗瑞•弗里登(Jeffrey Frieden)在他1993年关于拉丁美洲的著作中认为，拉美70年代后期的调整之所以极其缓慢、痛苦，正是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在妨碍或稀释改革方面是如此成功。
放眼今天的中国，我很难相信获益于旧有发展模式的集团没有70年代拉丁美洲那些集团那么强大。这不是说克服精英阶层的抵制没有可能，而是说克服的难度将远远大于很多人的预料，并且几乎肯定需要耗费多得多的时间、需要决策者具有远为强烈的紧迫感。请记住，拉丁美洲的很多必要改革都是在经历80年代的危机之后才得以强制推行的。
再谈第二个问题。仍不清楚北京可用什么办法来改变增长引擎。当然在他们降低投资增速的时候，消费将成为相对更重要的增长引擎。然而，消费即便像过去10年一样继续以每年7%到8%的速度增长，那也至少需要等到10年过后、家庭消费占GDP的50%到60%之时，才足以推动GDP增长率达到远高于3%到4%的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不只是需要维持过去10年的消费增长速度，还需要大大提速。
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需要具体的机制，从而使家庭收入的增长达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快速度，而且是在中国所经历的最恶劣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做到这一点。让财富从国有部门和中国精英大规模转移到普通家庭毫无疑问将会奏效，但是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了，也许我比你更悲观，我不认为在政治上很容易做到这一点。我理解的历史告诉我，强大的国有部门以及同样强大的经济精英将激烈地抵制任何类似的变化。
我不怀疑中国政府最终将实现其目标，但是我不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高效而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中国想要阻止中国经济在未来许多年的时间里进一步放缓，又必须高效和不遗余力地去这样做。在历史上，这个过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易，我想不出来为什么这对中国来说会更容易，因为导致这一过程在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的因素，在中国可能更加严重。
要知道我们不仅是在要求中国做出历史上很少有国家能够成功做出的调整。我们在要求中国在更恶劣的外部环境下解决更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而且要比以前更成功。这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觉得这很难实现。
此致！
迈克尔
…
亲爱的迈克尔,
我们都认为，在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这个比例必须降下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几年出口不太可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较大贡献。我们的分歧似乎来自于三个问题。首先，中国必须以多快的速度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第二，更强劲的消费支出能否抵消投资放缓对增长的不利影响？第三，政府政策在再平衡方面扮演何种角色？
你似乎认为只有让投资增长急剧放缓才能快速降低其在GDP中的比重。按照你的假设，也就是消费增长将会保持在7%，那么要想使GDP增速降到你假设的3%到4%，投资增长需要接近停滞。但这并非必要之举，也不是最佳选择。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实施一种不均衡的增长策略，因此导致的发展不均衡不可能在一夜间被逆转。尽管重工业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必须放缓，但随着发展逐渐走向均衡，消费品产业和服务领域中大量产业的投资可能会出现增长。
其次，假设实际消费增长率不会超过7%至少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第一，过去10年实际私人消费年均增幅接近10%，而不是“大约7%”。去年实际私人消费增幅逾11%。更重要的是，虽然在过去两年里实际投资增速已经跌破其10年来的平均水平，但实际消费增速却高于10年来的均值。这意味着以更强劲的消费支出来抵消投资增速放缓远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一种可能。
再次，你的分析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注定是经济增速的大幅降低。但未来并不完全由算术决定。这种分析忽视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励私人消费支出的更快增长方面所具有的能力。
随着未来几年劳动力增速放缓，工资增长速度预计会比刚刚过去的这几年更快。这可能会扭转长期以来工资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工资占GDP比重不断下滑是导致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工资加快增长的另一面可能是所谓“企业经营盈余”的下降，这会导致投资增速放缓。此外，中国的投资总额中目前有很大一块来自私人所有企业或私人控股企业，而且这一块在总投资额中的占比还在不断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导致投资效率的提高，这样GDP增速就不必和投资增速同步放缓了。
在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并取消其对工业能源消费的补贴。在过去10年，被低估的汇率和接受补贴的能源使得投资向制造业而非服务业倾斜。由于平均而言服务业更偏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这些改革会改变投资流向，这可能有利于就业增长，继而增强工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的势头。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劳动力增速不断放缓，工资占GDP比重会逐渐提高。
同时，中国政府应继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将意味着每一个家庭无需自行投保以抵御重大疾病等风险。这可能有助于家庭储蓄率的逐步下降。
同样，结束近年来极端的“金融压抑”现象也可能有助于家庭储蓄率的下降。作为这种现象的反映，从2004年开始的这些年里，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平均值一直为负。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过去数十年里拖累消费增长的最大单一因素就是不断上升的家庭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中国实际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9%。但如果不是这段时间内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实际私人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近10%的水平。
总之，经济再平衡是一项中期改革，这一过程不会容易。想要取得成功，政府必须逐步取消以往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利润而非工资增长，有利于贷款人而不是储户，有利于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中国虽然不会继续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但中国经济增速也可能不会低至你所假设的3%至4%。
祝好
尼克
稿件来源：道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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