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古今中西，概莫能外。选人用人的得当与否，极可能影响一个企业的发展，甚至生死。

　　在这一点上，洋务运动代表企业之一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次选人用人失当，颇能给现代企业一些警示。就连可以左右中国的清末重臣、阅人无数的李鸿章也走了眼，他更想不到，寻找称职经理人的难题，竟然一直困扰着这家新式纺织企业，并直接导致了该企业三次创办失败。

　　数次用人失算

　　受进口洋布倾销的影响，清政府越来越感到威胁。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李鸿章很早就提议创办机器纺织企业，却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事人选。

　　1878年，道员彭汝琮上书李鸿章，请求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并附有详细的规划章程。原本，彭汝琮的职业履历不足以让其获得主办织布局的资格，对这一点李鸿章也心知肚明，因为之前，他曾奉旨调查过彭汝琮在湖南、四川等地索贿贪污的劣迹，对其原有考评：“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但仅仅接到奏章的半个月后，李鸿章就批准了彭的办厂请求，并答应给予织布局税收优惠政策。

　　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夏东元分析认为，李鸿章此举是因为办厂心切。当时的清政府，每年因为进口洋布流失大量白银，一旦中国人办厂成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再者，彭汝琮的方案中提出，由李鸿章特别器重的郑观应做二把手，李鸿章也就放心批准了。

　　心急是商场大忌。果然，李鸿章栽在了彭汝琮的小聪明中。在招股、买机器、买地、建造工厂等环节中，彭汝琮问题不断。郑观应被逼辞职。他在给李鸿章的辞职信中抱怨：“彭事事独断专行，就知道逼着筹款，最后连日常花销都得挪凑。”李鸿章自知被骗，只能在信中把彭汝琮狂骂一顿。

　　1880年，李鸿章委派戴恒、龚寿图和郑观应重新筹建织布局，实际工作交给郑观应主持。郑很快拟出《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计划安装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年利润将达7.5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颇有信心地预言，随着各项事宜逐渐熟练，工厂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李鸿章感觉这次用对了人，特别指示“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在郑观应的努力下，织布局几位高管、其他政府企业、地方绅商等先后购买股票达50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预先请李鸿章批准织布局“十年专利”：“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以阻止洋人另立工厂。

　　然而，对资本的轻率处理彰显了郑观应的理财短板。事逢1883年中法开战，上海市民纷纷提现避乱。织布局的50万两招股银中，有近15万两以股票作为押款；另外35万两现银中也有14万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郑观应过于激进的资金配置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一夜之间，织布局亏银二万两，未开张先破产。

　　费尽周折，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12月正式建成。此时织布局共募股银80万两，设布机530台，纺锭35000枚，雇工约4000人，配了全套的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

　　新企业步入正轨，李鸿章却在用人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空降了自己的幕僚、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做织布局总办。

　　马建忠到任后，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工作连年扩张，但与之相伴是马建忠的好大喜功。当时织布局年产布18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马建忠为达“足敌进口十分之一”，强行上马新生产线，并借款30万两白银。几天后申请再借100万两。李鸿章感觉不对，质询刚借的30万两的使用情况，马建忠却交代不出去向。

　　李鸿章对马建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的严厉批评尚有余音，长期忽视生产安全的行为终于酿成大祸。

　　1893年10月19日上午9点，大约是有硬物碰到了高速转动的机器，摩擦生出火星。大火一发不可收拾。织布局紧邻黄浦江，取水原不困难，但救火时才发现工厂预备的皮制输水带很多已经损坏。大火一直烧到晚上7点，烧毁了全部厂房、仓库、宿舍，机器熔成一堆废铁，总计损失不下白银150万两。《申报》评论说：“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灾后，马建忠仅受到去职回籍的处理。

　　企业家资源

　　“办好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并不是资金和市场，而是办企业的人。织布局之所以历经周折，关键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始终缺少办企业的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评价道。

　　张忠民特别强调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当时的稀缺性。他认为在织布局一波三折的创办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李鸿章没有下放足够的权力，使得企业家精神难以发挥。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当时李鸿章功名鼎盛，自视甚高，觉得天下事都很容易。结果徇私情把老部下委以重任，却不问其才能可用与否，最终贻误了大局。

　　痛定思痛，社会各界公认织布局新总办非盛宣怀莫属，他的势力、财力与能力都堪当此任。盛本人早就想揽办盈利最有把握的纺织工业，并且当时的行情也非常有利，棉纱价已飞涨至65两以上，于是盛宣怀大声疾呼“时不可失”！不久，他如愿接到了李鸿章的委札。

　　盛宣怀重建织布局首先改变的，是遭遇意外后赔偿政府、其他政府企业与民间各方投资的结算顺序。以往企业受损，都是先顾官后顾商。但盛宣怀强调“体恤旧商，方足以招徕新商”，在延缓归还官方资金的情况下，应优先对民间股票给予适当解决。结果不到两个月，100万两白银的新招股计划就基本完成了。

　　资金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改“局”为“厂”，将织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以示商资商办，为的是打消企业办好后会被政府夺走的顾虑。纺织厂的财务、生产、销售团队基本是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带来，运转自如高效。大火后仅11个月，新工厂又投产了，而且新厂规模更大、设备更好，有布机1500台，纱锭7万枚。此后，盛宣怀还计划在镇江、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布机4000张，纱机32万枚，可见其魄力与能力。

　　不像那些只讲空话、从不踏实的企业家，盛宣怀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比如，他制订了纺织行业协会的章程，明文禁止洋商进口纺织机器，中国人的纺织厂也不准洋商附搭股份，一旦查出搭股或进口，即刻吊销进口机器的护照，并“罚华商一万两银，以充善举”。

　　为了杜绝徇私，激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盛宣怀做出规定，要求“商本商办，屏除一切官气”，彻底作废旧章程。盛宣怀还瞄准中国进口洋布的规模定生产计划，比如1892年机器纺纱为进口量的七成。

　　无疑，盛宣怀是位优秀的经理人，只可惜他来的太晚了。《马关条约》打破了他的“垄断”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华设厂，于是洋商纷纷到上海开办纺织厂。盛宣怀10个分厂的扩张计划没能实现，亏损连连的华盛纺织总厂最终在1900年被全盘卖给了集成公司。民国后又几经转手，最后成为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九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