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新理念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多关注市场配置资源改革释放的要素有效性的提升；会更关注新一轮对内对外开放释放的新的生产力特别是对内对外的“负面清单”带来的机会；更关注以农民收入增长为重点的土地制度改革对新型城镇化转变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更关注平衡发展、改革促发展的新的发展硬道理产生的持续发展活力。如果2014年没有突发事件，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延续今年的平稳态势。

　　每逢年底，总是各类对来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走俏之时。今年特别被关注的是政府引导性GDP增长的“预测”，已有7％，7.5％，7.8％等多种估计。笔者认为，对GDP增长率的预测以及政府引导性的增长指标，是为了让各方对未来一年经济安排做些必要的准备，而绝不能像危机期间那样被利用来在短期数字上“套利”，更不该成为一种“逼”相关政策出台的压力。更何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对GDP增长的预测也该转变观念，应更客观，信息更对称，更尊重经济规律，不能变成主观导向性的数字游戏。无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改革，将继续释放新的活力。如果2014年没有突发事件，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延续今年的平稳态势。2013年的政策基调不会变。

　　笔者的这个判断，考虑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但主要由是国内因素决定的。

　　以笔者的观察，2014年国际不稳定因素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不会比2013年更负面，虽然需要特别警惕全球正在累积的新资产价格泡沫，但明年爆发新危机属于小概率事件。全球实体经济复苏并不稳定，但已不是危机状态，美欧增长恢复态势逐渐明朗，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调整的状态估计还会延续，保持平均超过5％的增长可以预期。美联储退出QE的信号早已释放，冲击性影响应该不会发生。对QE退出可能带来的华尔街的调整，不必过度反应，资产价格泡沫的适度挤出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稳增长。基于此，笔者判断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或许能实现略高于今年4％的增长率，达到4.3％左右。

　　看国内因素，2014年经济“平稳”增长是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的结果。

　　首先，按经济规律分析，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7％至8％之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结论认为，资本投入与劳动力的投入决定短期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函数理论认为，供给和成本因素决定潜在增长速度。供给和成本两大供给因素的改变，显示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都在变化，中国经济正走进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前一个因素的改变是劳动力的成本。近两年劳动力成本平均年增长20％。过去30年的高增长的一大动力是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剩余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成本提高，说明剩余劳动力在减少。从理论上说，在没有明显技术进步和制度性进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前，潜在生产率会有所降低。劳动力工资上涨也表明短期增长的资本与劳动力比重达到的某种均衡状态不会很快突破，短期增长不会改变，但不可能像前30年那样只要加大投资即加大资本的投入就可推动高增长，完全没有劳动力匹配的担忧。

　　后一个因素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30年粗放式发展，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等问题以及环境、资源约束都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在新的产业结构还未形成的过程中，短期增长和潜在增长率都会下降。国内经济连续两年分别保持7.7％和7.5％的增长，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而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应该是两大重要因素的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根据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率”的基本结论，国内现阶段的增长水平应该是在7％－8％的增长区间内。据此可以判定，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速变化是正常的，是符合规律的。 

　　其次，潜在增长率具备内在的稳定性。潜在增长速度由技术进步、制度进步，结构优化等等方面决定。在改革进程中这些都是呈上升态势，但需要时间。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处于阶段性相对均衡，劳动力供给状态不会在短期内能改变，资本和劳动力的均衡最终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突破。因为技术进步是长期变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不会突变，所以，劳动力与资本的阶段性均衡决定近期经济增长具备内在的稳定性。如此看来，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应能延续2012、2013年的势头，稳定在7％至8％的增长区间内。至于是7.5％还是7.8％，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基本增长因素的改变，也没有实质性区别。只要在潜在增长区间之内，增长的稳定性就没有改变。

　　另外，对各方“习惯性”关注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取向，笔者认为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宏观调控、宽松货币政策是“危机”政策，在正常状态不必宏观调控。中国经济现在当然不处于危机状态，并不需要宏观调控之手的干预，尤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不能常态化，否则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形势恶化。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还是2014年的基调。

　　李克强总理早已明确提出，宏观调控的上限目标是通货膨胀，下限指标是失业率，而不是零点几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变化。可见，只要通胀水平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失业率在“充分就业”的范围内，宏观调控政策就不会轻易“调控”，更不会被实际GDP增长与所谓“预期”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预测误差所引导。

　　2013年初，国内外曾响起一股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大有硬着陆甚至“崩溃”爆发经济危机的风险，其中以呼吁中国政府开启第二个四万亿的嗓门特别大。决策部门表现了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知，对把握国内经济形势的充分自信，尊重经济规律，坚持不采取刺激政策。2014年的经济形势不会比2013年更复杂，2013年不刺激，2014年更不必刺激。

　　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更多体现在中小企业减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增加方面，而不是加大政府投资。在市场配置资源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进程中，产业政策不会再通过批项目和配套项目资金的模式来配置政策资源，而会减少审批，不以GDP挂帅，引导产能过剩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在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新理念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多关注市场配置资源改革释放的要素有效性的提升；会更关注新一轮对内对外开放释放的新的生产力特别是对内对外的“负面清单”带来的机会；更关注以农民收入增长为重点的土地制度改革对新型城镇化转变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更关注平衡发展、改革促发展的新的发展硬道理产生的持续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