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一路荆棘一路歌
发表时间：2014-03-03 发表评论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的数据，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到2004年首次跨过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外贸用了整整26年；而从1万亿美元到如今超过4万亿美元，却只在弹指十年间。碾过时光岁月，中国外贸既负载着开放前行的荣光，也经历过颠簸泥泞的困顿。
大国崛起，在志，在行，也在心。如今，在制造与“智造”比肩、“引进来”与“走出去”交融、开放和改革共舞的节奏中，积蓄了更强大动能的中国外贸，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着更高峰放歌前行。
奋进路，青睐改革者
“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这是李岚清所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物资匮乏的描述，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之相伴的，还有商品价格、质量和企业管理等问题，而改变的方法“只有改革，放开计划和价格管理，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到国内外市场去竞争”。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国的外贸体制也随之破冰。
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改革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是当时最为迫切的目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陆陆续续开始设立对外贸易口岸，完善进出口许可证、出口配额管理，理顺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实行地区差别的外汇分成制度等措施也相继推出。
外贸体制改革初期探索的成效是明显的。198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比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增长了3.98倍，其中出口额增长了3.88倍，平均每年递增15.2%。也是在改革最初的10年中，对外贸发展影响深远的两项政策——放开外贸经营权和实行出口退税，登上历史舞台。
从1979年开始，外贸经营权由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逐步向地方外贸公司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下放。随后，1987年外贸公司开始实施承包制改革，地方公司和总公司脱钩；1991年外贸企业全面实现自负盈亏；1994年，国家又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提出在外贸企业中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4年，中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对所有外贸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
放权一直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主线，其中深意，在于理顺政府部门对外贸的管理关系，并打破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制度“隔层”。“在最初的‘统治贸易’体系中，即使亏损，总公司也会补给下面的企业，体制改革对我们影响较大。”谈起那段历史，曾经在浙江某国有进出口公司供职过的赵国林说，感受到压力的国有外贸企业纷纷加快改革步伐。他所在的企业不仅加入工业园区，加强硬件建设，还在2000年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从改革开放之初只有10多家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开展外贸业务，到2013年有进出口经营实绩的企业超过30万家，放开外贸经营权激发了各类企业和个人开展对外贸易的热情，为中国外贸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与此同时，财政金融改革为外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985年，我国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出口退税政策；结合增值税全面实施，1994年国家又提出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2004年，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建立。事实证明，虽历经多次调整，出口退税在不同时期都有效发挥了支持出口发展、促进贸易平衡、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在金融领域，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形成机制又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相继成立，为外贸护航。
1994年7月1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其后外贸法制建设持续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如今，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在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共同分享着中国4万亿美元的大蛋糕，同时也提升着整个中国外贸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从此后，环球共凉热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打响了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第一炮。此后，深圳从中国南海边不知名的小渔村，逐渐成为东方之珠璀璨绽放。从深圳特区的一枝独秀，到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连成片的沿海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次第交辉，渐进精彩。
为了参与更广阔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1986年，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沈觉人，将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书，送到了其位于日内瓦的秘书处。此后，中国开始了长达8年的“复关”谈判历程。1995年，由关贸总协定转为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又为加入WTO在艰苦的谈判中耗时7年。
直到2001年12月11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一槌定音，石广生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国外贸的使命从最初的“互通有无、调节余缺”和“出口创汇”，开始转向积极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此，“中国制造”从制造地证明，正式成为一个国家生产力和对世界市场贡献力的烙印。
虽然当时仍有人对“（加入WTO）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心存迟疑，但此后十多年的事实证明，中国外贸，在不断提高的开放水平中，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给世贸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新市场，而世贸组织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世贸组织原总干事拉米，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此表达他的看法。
12年来，中国利用外资连续多年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1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1100亿美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首次占比过半；对外投资合作步伐加快，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也认真履行了关税减让承诺，至2010年降税承诺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达到并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近些年，区域贸易协定体制内的贸易额已同WTO多边贸易体制平分秋色，并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投资贸易的版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部主任赵玉敏认为，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正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前沿。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东盟、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在自贸区中，我国对90%以上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赢得了自贸伙伴对我国相当甚至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融合和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例如，2013年，我国与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436.1亿美元，增幅为10.9%。
比筹划，战略谋高远
如果说中国外贸是一艘出海巨轮，那么引领它破浪前行的，便是凝聚了一代代外贸人智慧眼光的战略“罗盘”。
国门开放后，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鼓励出口成为了最简明的战略指向。30多年来，“市场多元化”“以质取胜”“大经贸”“科技兴贸”“扩大进口”“走出去”等一个个发展战略，清晰地勾勒出大国崛起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多元化战略是最先被提出并实施的。通过为各类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供政策引导和服务，在非洲、拉美等有条件的地区组建贸易中心和商品分拨中心等措施减少对外贸易过于集中在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风险，为外贸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时至今日，市场多元化仍是调整外贸发展结构的重点内容，东盟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对外贸易中的新增长点。2013年，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额分别增长10.9%、8.6%、9.4%。
为了帮助出口企业在外经贸工作中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推动外贸增长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我国提出“以质取胜”的战略。从打击假冒伪劣到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从营造重质量守信用的氛围到推行国际标准，再到创出口商品名牌战略，以质取胜战略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商品的形象。
1994年，旨在推动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互相渗透、协调发展，外经贸、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经贸发展的“大经贸”战略开始付诸实施。该战略针对当时现实的深层次问题，有效打破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国内各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界限，增进了竞争，促进了协作，中国外贸进而继续保持了适度超前增长的发展速度。
随着“科教兴国”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外贸人也开始了一系列“科技兴贸”战略布局行动，1999年制定了“科技兴贸行动计划”，此后又陆续制定“科技兴贸”计划纲要，计算机、通信、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因此得到重点支持。2009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机电产品出口国，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结构持续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尽管出口迅速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却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在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外贸政策进行重大战略调整，正式确定“积极扩大进口”。此后，中央在调整进口关税、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方面不断发出进一步扩大进口的明确信号。
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对外投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几经演化和深入，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走出去”战略被明确提出，获得了简化对外投资审批、放宽对外投资外汇管制及财税金融等多方面政策扶持。
近几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中国传统优势弱化等问题，中国外贸又开始了构筑新的外贸竞争优势的战略思索与脚步。“2014年，商务部将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这既是外贸可持续发展、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迫切任务，也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必然要求，还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日前在赴广东、江苏开展外贸形势专题调研时如是说。
虽已登上世界货物贸易顶峰，但中国外贸仍值青春，仍有更多梦想值得期待。
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到2004年首次跨过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外贸用了整整26年；而从1万亿美元到如今超过4万亿美元，却只在弹指十年间。碾过时光岁月，中国外贸既负载着开放前行的荣光，也经历过颠簸泥泞的困顿。
大国崛起，在志，在行，也在心。如今，在制造与“智造”比肩、“引进来”与“走出去”交融、开放和改革共舞的节奏中，积蓄了更强大动能的中国外贸，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着更高峰放歌前行。
奋进路，青睐改革者
“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这是李岚清所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物资匮乏的描述，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之相伴的，还有商品价格、质量和企业管理等问题，而改变的方法“只有改革，放开计划和价格管理，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到国内外市场去竞争”。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国的外贸体制也随之破冰。
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改革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是当时最为迫切的目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陆陆续续开始设立对外贸易口岸，完善进出口许可证、出口配额管理，理顺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实行地区差别的外汇分成制度等措施也相继推出。
外贸体制改革初期探索的成效是明显的。198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比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增长了3.98倍，其中出口额增长了3.88倍，平均每年递增15.2%。也是在改革最初的10年中，对外贸发展影响深远的两项政策——放开外贸经营权和实行出口退税，登上历史舞台。
从1979年开始，外贸经营权由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逐步向地方外贸公司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下放。随后，1987年外贸公司开始实施承包制改革，地方公司和总公司脱钩；1991年外贸企业全面实现自负盈亏；1994年，国家又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提出在外贸企业中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4年，中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对所有外贸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
放权一直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主线，其中深意，在于理顺政府部门对外贸的管理关系，并打破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制度“隔层”。“在最初的‘统治贸易’体系中，即使亏损，总公司也会补给下面的企业，体制改革对我们影响较大。”谈起那段历史，曾经在浙江某国有进出口公司供职过的赵国林说，感受到压力的国有外贸企业纷纷加快改革步伐。他所在的企业不仅加入工业园区，加强硬件建设，还在2000年对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从改革开放之初只有10多家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开展外贸业务，到2013年有进出口经营实绩的企业超过30万家，放开外贸经营权激发了各类企业和个人开展对外贸易的热情，为中国外贸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与此同时，财政金融改革为外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985年，我国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出口退税政策；结合增值税全面实施，1994年国家又提出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2004年，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建立。事实证明，虽历经多次调整，出口退税在不同时期都有效发挥了支持出口发展、促进贸易平衡、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在金融领域，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形成机制又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相继成立，为外贸护航。
1994年7月1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其后外贸法制建设持续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如今，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在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共同分享着中国4万亿美元的大蛋糕，同时也提升着整个中国外贸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从此后，环球共凉热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打响了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第一炮。此后，深圳从中国南海边不知名的小渔村，逐渐成为东方之珠璀璨绽放。从深圳特区的一枝独秀，到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连成片的沿海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次第交辉，渐进精彩。
为了参与更广阔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1986年，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沈觉人，将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书，送到了其位于日内瓦的秘书处。此后，中国开始了长达8年的“复关”谈判历程。1995年，由关贸总协定转为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又为加入WTO在艰苦的谈判中耗时7年。
直到2001年12月11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一槌定音，石广生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国外贸的使命从最初的“互通有无、调节余缺”和“出口创汇”，开始转向积极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此，“中国制造”从制造地证明，正式成为一个国家生产力和对世界市场贡献力的烙印。
虽然当时仍有人对“（加入WTO）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心存迟疑，但此后十多年的事实证明，中国外贸，在不断提高的开放水平中，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给世贸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新市场，而世贸组织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世贸组织原总干事拉米，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如此表达他的看法。
12年来，中国利用外资连续多年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1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1100亿美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首次占比过半；对外投资合作步伐加快，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也认真履行了关税减让承诺，至2010年降税承诺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达到并超过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达到100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近些年，区域贸易协定体制内的贸易额已同WTO多边贸易体制平分秋色，并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投资贸易的版图。”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部主任赵玉敏认为，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正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的前沿。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东盟、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在自贸区中，我国对90%以上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赢得了自贸伙伴对我国相当甚至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融合和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例如，2013年，我国与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4436.1亿美元，增幅为10.9%。
比筹划，战略谋高远
如果说中国外贸是一艘出海巨轮，那么引领它破浪前行的，便是凝聚了一代代外贸人智慧眼光的战略“罗盘”。
国门开放后，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鼓励出口成为了最简明的战略指向。30多年来，“市场多元化”“以质取胜”“大经贸”“科技兴贸”“扩大进口”“走出去”等一个个发展战略，清晰地勾勒出大国崛起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多元化战略是最先被提出并实施的。通过为各类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供政策引导和服务，在非洲、拉美等有条件的地区组建贸易中心和商品分拨中心等措施减少对外贸易过于集中在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风险，为外贸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时至今日，市场多元化仍是调整外贸发展结构的重点内容，东盟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对外贸易中的新增长点。2013年，我国对东盟、南非、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额分别增长10.9%、8.6%、9.4%。
为了帮助出口企业在外经贸工作中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推动外贸增长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我国提出“以质取胜”的战略。从打击假冒伪劣到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从营造重质量守信用的氛围到推行国际标准，再到创出口商品名牌战略，以质取胜战略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商品的形象。
1994年，旨在推动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互相渗透、协调发展，外经贸、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经贸发展的“大经贸”战略开始付诸实施。该战略针对当时现实的深层次问题，有效打破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国内各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界限，增进了竞争，促进了协作，中国外贸进而继续保持了适度超前增长的发展速度。
随着“科教兴国”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外贸人也开始了一系列“科技兴贸”战略布局行动，1999年制定了“科技兴贸行动计划”，此后又陆续制定“科技兴贸”计划纲要，计算机、通信、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因此得到重点支持。2009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机电产品出口国，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结构持续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尽管出口迅速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却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在200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外贸政策进行重大战略调整，正式确定“积极扩大进口”。此后，中央在调整进口关税、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方面不断发出进一步扩大进口的明确信号。
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对外投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几经演化和深入，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走出去”战略被明确提出，获得了简化对外投资审批、放宽对外投资外汇管制及财税金融等多方面政策扶持。
近几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中国传统优势弱化等问题，中国外贸又开始了构筑新的外贸竞争优势的战略思索与脚步。“2014年，商务部将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这既是外贸可持续发展、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迫切任务，也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必然要求，还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日前在赴广东、江苏开展外贸形势专题调研时如是说。
虽已登上世界货物贸易顶峰，但中国外贸仍值青春，仍有更多梦想值得期待。
稿件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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