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拿什么拯救持续走低的中国经济?
发表时间:2015-02-13 发表评论
一连串来自中国官方口径的数据,打击着被总理精心呵护的经济信心:中国GDP增速2015年料降至7.1%;2015年1月CPI同比升幅降至0.8%,创五年来新低;当月PPI同比下降4.3%,而且已连续下降35个月。经济降温、通货紧缩的风险在年初就已显露,新一届政府不断推进的各项改革,以及愈演愈烈的反腐行动能确保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吗?我认为,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常态”总体构想将会成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当前问题的根本出路,它的影响将超过“南方讲话”。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对行政、国企、金融、楼市等改革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厘清了“新常态”与“旧制度”的本质。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我们知道,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及随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比如,透过国企改革放开了几乎所有的竞争领域,设立证券市场等改变了中国的财富版图,“下海潮”“打工潮”“创业潮”等则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但是,新常态对整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影响程度,将会远远超过当年的“南方讲话”。下面,我想超越经济话题,谈谈新常态的影响力。
1.新常态将引发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创业潮”
我们的官员过去之所以“前腐后继”,原因就是我反复讲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政府行为公司化”和“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让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寻租设租和腐败的机会太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在2012年出版的《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提出的“给市场放权”+“强化预算制度”。新常态已经打出的简政放权、“拍苍蝇、打老虎”的反腐败、规范财政预算等组合拳,就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斩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利益链条。所以说,过惯了好日子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接下来要么换“大脑”,适应新常态;要么换“地方”,下海创业。说实话,给市场放权的新常态,给创业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我预测,很多有能力有头脑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一定会下海创业。当然,新常态也可能会带来新的“下岗潮”。
2.新常态使中国变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这么讲的潜台词就是,不管以前别人承认不承认,事实上我们还算不上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晓得,正常的市场经济,至少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产权清晰、市场配置资源以及法治保障。我们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物权法》虽然颁布施行好几年了,但从产权界定角度看,还没有触及国有企业和土地这两个最头疼的问题。至于市场主体这一块,过去我一直呼吁的“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针对的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代替市场配置主要资源的现象。至于法治保障,由于政府过于强势,市场根本无法在法治框架下与其抗衡。前面说了,“简政放权”和两个《决定》以及新《预算法》,就是用顶层设计的方式,逐一清理阻碍市场经济的旧制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新常态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河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很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我从来都认为,市场体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治理经济的最有效的制度,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场体制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公开、平等和竞争的机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说到底就是一套如何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制度和机制。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透过“简政放权”和两个《决定》以及新《预算法》这三板斧,重新调整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你说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很多人绕开经济改革,将政治体制改革简单等同于民主选举。民主当然是好事情,但这里我要讲的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前提,政治民主就是空中楼阁,我们的邻居印度就是前车之鉴。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但总得有个先后顺序问题,站在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我认为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政府回归本位,让市场经济名副其实。因此,新常态表面看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却是真刀实枪的开创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
4.新常态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由参与者变成建设者
大家晓得,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一直都是努力尝试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建立“三资”企业,从建立外向型经济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直到中国加入WTO,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回顾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整个过程,中国只处于“融入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导致我们在国际贸易争端当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新常态下的对外经济布局,我们开始“亮剑”,标志事件就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以前我们只是参与者,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没有太多话语权的跟随者。“一带一路”以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则是由中国政府发起并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这次我们不仅是参与者,而且还是新的经济格局的倡导者和建设者。
5.新常态将使中国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之中
大家晓得,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共有两次融入世界格局的尝试。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中美建交以及恢复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身份,新中国正式融入世界政治格局并成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由毛泽东先生主导的第一次大格局,即政治大格局。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建立外向型经济,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开始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由邓小平先生主导的第二次大格局,即经济大格局。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正面临着“经济包围圈”“军事包围圈”“能源包围圈”等威胁,尤其美国重返亚洲之后,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我们在周边几乎没有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因为对你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这就是说,我们在文化和价值观领域没有融入世界大格局之中!
我们知道,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及随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比如,透过国企改革放开了几乎所有的竞争领域,设立证券市场等改变了中国的财富版图,“下海潮”“打工潮”“创业潮”等则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但是,新常态对整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影响程度,将会远远超过当年的“南方讲话”。下面,我想超越经济话题,谈谈新常态的影响力。
1.新常态将引发公务员和国企员工的“创业潮”
我们的官员过去之所以“前腐后继”,原因就是我反复讲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政府行为公司化”和“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让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寻租设租和腐败的机会太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在2012年出版的《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提出的“给市场放权”+“强化预算制度”。新常态已经打出的简政放权、“拍苍蝇、打老虎”的反腐败、规范财政预算等组合拳,就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斩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利益链条。所以说,过惯了好日子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接下来要么换“大脑”,适应新常态;要么换“地方”,下海创业。说实话,给市场放权的新常态,给创业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我预测,很多有能力有头脑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一定会下海创业。当然,新常态也可能会带来新的“下岗潮”。
2.新常态使中国变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这么讲的潜台词就是,不管以前别人承认不承认,事实上我们还算不上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晓得,正常的市场经济,至少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产权清晰、市场配置资源以及法治保障。我们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物权法》虽然颁布施行好几年了,但从产权界定角度看,还没有触及国有企业和土地这两个最头疼的问题。至于市场主体这一块,过去我一直呼吁的“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针对的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代替市场配置主要资源的现象。至于法治保障,由于政府过于强势,市场根本无法在法治框架下与其抗衡。前面说了,“简政放权”和两个《决定》以及新《预算法》,就是用顶层设计的方式,逐一清理阻碍市场经济的旧制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新常态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先河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很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我从来都认为,市场体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治理经济的最有效的制度,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治理社会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场体制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公开、平等和竞争的机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说到底就是一套如何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制度和机制。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常态的本质就是透过“简政放权”和两个《决定》以及新《预算法》这三板斧,重新调整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你说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很多人绕开经济改革,将政治体制改革简单等同于民主选举。民主当然是好事情,但这里我要讲的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前提,政治民主就是空中楼阁,我们的邻居印度就是前车之鉴。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但总得有个先后顺序问题,站在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我认为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政府回归本位,让市场经济名副其实。因此,新常态表面看是经济改革,实际上却是真刀实枪的开创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
4.新常态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由参与者变成建设者
大家晓得,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一直都是努力尝试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建立“三资”企业,从建立外向型经济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直到中国加入WTO,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回顾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整个过程,中国只处于“融入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导致我们在国际贸易争端当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新常态下的对外经济布局,我们开始“亮剑”,标志事件就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是,以前我们只是参与者,是国际经济格局中没有太多话语权的跟随者。“一带一路”以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则是由中国政府发起并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这次我们不仅是参与者,而且还是新的经济格局的倡导者和建设者。
5.新常态将使中国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融入世界大格局之中
大家晓得,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共有两次融入世界格局的尝试。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中美建交以及恢复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身份,新中国正式融入世界政治格局并成为其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由毛泽东先生主导的第一次大格局,即政治大格局。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建立外向型经济,到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开始正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由邓小平先生主导的第二次大格局,即经济大格局。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正面临着“经济包围圈”“军事包围圈”“能源包围圈”等威胁,尤其美国重返亚洲之后,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我们在周边几乎没有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因为对你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这就是说,我们在文化和价值观领域没有融入世界大格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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