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担心行动的危险，我更担心不行动的危险。”对于中国央行四月十九日的降准，我的评价可以用温斯顿·丘吉尔这句话总结。

　　中国央行4月19日宣布, 自2015年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此前FT中文网《经济人》专栏中，我已多次呼吁中国央行不仅要降准，而且应该进一步结合降息。本次中国央行降准，不仅在于中国经济下行，也在于潜在的通缩风险。在中国经济的潜在通缩风险已经逐步临近的时刻，进一步宽松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确路径。

　　中国是否面临通缩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分歧在于消费物价指数（CPI）与生产物价指数（PPI）的背离。我约一年前就在《降准、微刺激，改革呢？》等专栏明确提出通缩风险，如今从截至中国一季度数据来看，证据已经更为明显，不仅PPI已经连续37个月为负，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状况的GDP价格平减指数也跌至-1.2%。

　　对应着全球通缩大潮，和中国十多年加入WTO时候引发的通缩一样，本次中国通缩再度面临争议，即中国被世界通缩还是向世界输出通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亦强调中国是“被通缩”，而海外的观点则相反，则解读为中国通缩风险波及世界。

　　一旦国内出现问题，则将根源引向国外，这是一种固有思维习惯，即使美国也难以例外，比如对于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的抵制等。我的观点在于中国与世界之间，通缩必然是一个双向影响关系，世界油价从去年以来下跌超过五成，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价格指数下滑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需求的下降本来就是油价下跌的成因之一（即使不是不最重要的原因）。

　　回归历史，中国经济比较大通缩大概有两次，一次是90年代末期，这一过程甚至延续到“入市”前后，一定程度上藉此引发中国输出通缩的国际讨论；另一次很短暂，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为什么民间对于降准会有那么多争议？我认为本质在于公众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反应截然不同，而且理解存在偏差。

　　无需太多经济学启蒙，多数人都痛恨通胀（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大多数由“印钞票”引发，典型如上世纪的金圆券到本世纪的津巴布韦。作为全球央行之首的美联储，在60、70年代的通胀狂潮之后，保持低通胀也成为超过维持就业的政策目标。

　　至于通缩，往往不是被视为无关痛痒就是好事一桩（这点上部分FT中文网的读者也是如此看待的）。不说各种中外货币银行学教材中关于通缩章节比起通胀来不成比例，即使饱受二十年通缩之苦的日本而言，2009年一次民意调查中，44%日本人表示通缩有利，两成略多的人表示通缩有害，其余则是中性态度。

　　公众往往从消费者角色思考问题，觉得物价下跌挺好，就像那个关于大萧条的段子“大萧条也没那么坏，如果大萧条期间你有工作的话。”

　　问题在于，对于生产者而言，通缩往往意味者更稀薄的利润、更沉重的债务、更稀缺的信贷资源——旧债务名义价值不变，在通缩情况之下相对于过去实际是增加。而生产者如果感到压力，那么对于其员工甚至整个社会而言，并不会有结果，收入停滞以及失业甚至萧条往往也会接踵而至。持续通缩也意味着一个持续加速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使再低的利率，人们都不愿意消费投资而是愿意加大储蓄，这就意味着市场以及经济将进一步衰退。这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之下，人们都如同中国贪官，将手头现金纷纷窖藏起来，无论存在银行还是埋在床下，效果基本差不多。

　　流动性陷阱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大萧条之后提出一个假设，却在今天的日本乃至欧美部分成为现实。因为各种误读，凯恩斯在中国声誉不佳，但是他对于经济洞察力在几十年后的仍旧具有现实意义。

　　回到中国，眼下暂时没有流动性陷阱的危险，但是货币政策意义在于塑造适合的货币环境。从此意义而言，2015年以来的连续降准只是开始，未来还将继续降息降准。这不仅在于经济内在需求，也是货币政策尤其是存款准备金回归常规化的必经之路。在现代央行制度之下，植根于金银本位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意义就像是已经退化的“盲肠”，不少国家已经把法定存款准备金降到极低甚至取消。在中国，存款准备金被作为数量控制的工具，幅度之高令人咂舌。实际上，如果是为了防备金融风险，存款准备金基本没有作用，现阶段则完全是因为中国银行体系信贷被加以过多行政监管，导致存款准备金分外重要。

　　有时候，经济和历史一样，总是在没有想象力地循环。中国通胀与信贷周期繁荣紧密联系，换而言之，通缩或者通胀不停轮换——这种现象，曾经有中国央行官僚在十年前形容为“通胀通缩一线天，冷热之间求发展”。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何在？探究中国经济“一活就乱一抓就死”的治乱循环背后的本质，少不了货币的这一关键线索：首先信贷繁荣造成了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升高经济过热，信贷开始紧缩，随之而来则是通货紧缩。在这些过程，无论货币政策还是宏观调控其实都在发挥“积极”作用，只是这些作用某些时候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相反是导致了经济的波动。

　　回顾过去是为了未来，通缩已在门口，中国应该如此应对？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中国央行一举一动越发重要，其高管团队也不乏令人称道的技术官僚，其行长周小川在IMF会议以及博鳌论坛，对于中国经济的难点有准确分析，也谈到了防患未然警惕通缩风险。

　　尽管如此，中国央行受限于上层的货币政策“集体领导制”以及下层公众的民粹思潮，往往处于动辄得咎状态。随着“四万亿”投资狂潮以及金融深化等后果，中国央行对于金融系统的加大管控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疏漏领域不断扩大，近年其各类货币政策创新也疲态尽显。

　　无论是中国央行降准还是海外量化宽松，往往遭遇民间的口诛笔伐，不少评论表示是在“放水”乃至“印钞票”。但事实恰可能是反面。除了经济学家认同通缩的危害，政策制定者更是深有感触，例如IMF总裁拉加德将通缩比喻“食人魔”。这次，我更认同拉加德——写评论不仅意味着要写读者要看的话，很多时候更意味着要写读者应该读的话。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