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将强劲反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将强劲反弹，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2021年世界GDP增长率为4.8%，比2020年提高9.5个百分点。如果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5.2%，比2020年提高9.6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3.9%，比2020年提高9.7个百分点，美国增长3.1%，欧元区增长5.2%，日本增长2.3%，比2020年分别提高7.4、13.5和7.6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6.0%，比2020年提高9.3个百分点，中国增长8.2%，印度增长8.8%，俄罗斯增长2.8%，巴西增长2.8%，南非增长3.0%，比2020年均有明显提高。

　　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提高。世界银行预测2021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4.3%，比2020年提高8.4个百分点；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4.2%，比2020年提高9.4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21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5.2%，比2020年提高11.2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5.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5.2%，均比2020年上升9.9个百分点。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反弹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好转和世界应对疫情能力的提高。

　　课题组的估计略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主要是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2020年四季度疫情再次暴发将再次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2021年的增长基数相对更低。二是拜登政府上台有利于美国疫情控制、国际抗疫合作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三是从目前看来，疫苗研发相对较为顺利，有利于2021年的全球疫情控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疫情控制。另外，考虑到2021年春季疫情仍有暴发的可能，且疫苗普及需要时间，再加上财政货币政策受到的约束和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速反弹乏力的风险仍然存在。

　　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

　　2020年世界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出现衰退，2021年世界经济仍可能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笼罩之下，但经济活动会有所恢复，经济增速会有明显反弹。反弹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各国对疫情的防控能力有所提高，防控策略更加适当，防控物资的生产和准备也更为充分，疫情防控对经济活动的损害程度降低；二是居民和企业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更为充分，自我防范和适应能力更强，疫情期间从事经济活动的安全空间更大；三是疫苗的出现将遏制疫情蔓延并加速经济活动的恢复。

　　2021年世界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增速反弹力度还取决于一些关键的因素，其中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因疫情暴发而衰退，也将因疫情结束而恢复。疫情虽然对世界经济产生一些长远影响，但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短期内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若疫情无法得到控制，甚至进一步恶化，则世界经济活动将持续受到疫情和疫情防控的抑制；且疫情持续时间越长，经济受到的长期损害越大，越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2021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在屡创新高。2020年9月，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每日30万，而到11月，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时超过每日65万例，新增死亡人数最高时超过每日1万例，相当于每分钟约450人确诊、约7人死于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2020年12月31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29042例，疫情大有失控状态。欧洲、拉美、非洲和亚洲也在秋冬季疫情再次暴发。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中国，也偶尔有零星病例出现。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会有多严重，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从目前来看，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2021年疫情控制取得有效进展。一是疫苗的出现并投放使用。当前已有多个疫苗研发在顺利推进并取得突破性进展，2021年疫苗投放使用是大概率事件，这将对遏制疫情扩散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疫苗研发成功和取得生产许可的时间、产能的大小和使用方式等均会对疫情趋势产生影响。二是拜登政府上台，有利于美国疫情控制，也有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总体来看，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将会持续，特别是2021年春季还存在进一步暴发的可能。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2021年逐步得到控制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疫情会不会在2021年完全消失，仍然是个未知数。疫情越早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增速反弹就会越强劲；疫情越严重，世界经济恢复就越难实现；且只要疫情没有消失，世界经济就难以得到

　　完全恢复。

　　(二)全球价值链的调整

　　全球价值链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在调整。2021年及未来几年，全球价值链将在两大因素作用下加速调整，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加速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一个因素是中美经贸摩擦，另一个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

　　中美经贸摩擦中加征关税和美对华高技术企业打压均引起全球价值链调整。加征关税引起部分企业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和美国等地，也有部分美国企业将更多的生产活动布局到中国。这种转移在2018年和2019年就已经发生过，2020年因疫情暂停。未来的转移压力取决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美对华高技术企业的打压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影响更为深远。若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持续打压，则中美之间在高技术领域的价值链将出现更大程度的分离，并引起全球价值链逐步分裂为两个体系甚至多个体系，而不是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政府和依赖国际供应的企业均认识到外部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安全风险，供应链安全将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考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安全因素将引起供应链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更加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均可能更多地将供应链集中于一个国家和地区。二是更加多元化的供应。对于无法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可能有意识地寻求可替代的多个供应来源地，防范单个供应来源中断带来的风险。三是更加伙伴化的供应。部分国家之间可能组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伙伴，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为国际化的供应链提供更好的政治安全保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等新的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或者双边协定，有利于在区域或者双边层面发展跨国供应链。

　　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表明，考虑安全因素后，全球供应链中会有一部分向国家内部集中，但不会导致所有的全球供应链均成为国内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会因多元化和伙伴化供应关系的建立，继续在国际上扩张。越是紧张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越是宽松和缓和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多元化和伙伴化的方向发展。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将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生产与分工格局，也将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三)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政策，破坏了稳定的多边经贸关系和多个区域及双边经贸关系，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均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将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对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会带来新的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仍将继续存在，但是关税战升级的风险下降。若中美能较快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甚至达成更广泛的开放型经贸协议，则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全球贸易投资均会受到积极影响，世界经济有望加速恢复。若中美之间迟迟达不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则不仅中美贸易投资将继续受到抑制，全球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恢复也将需要更长时间。在与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问题上，拜登政府是继续采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限制科技人员交流的方式，还是采取增强美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前者不利于全球技术创新和世界经济增长，后者有利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

　　拜登政府若致力于回到多边体系和通过区域协定来调整贸易投资政策，将对稳定全球贸易体系有一定帮助，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可能受到积极影响。但若拜登政府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采取一些排他性的安排，在国际经济规则调整中设置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优势的条款，则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仍将受到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将受到削弱。

　　拜登政府还可能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这对全球绿色发展将起一定的正面作用，对能源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将具有推动作用，但将抑制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并对石油出口国造成不利影响。

　　(四)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受限导致大量居民和企业出现短期收入骤降甚至收入中断，各国政府和央行迅速采取了大力度的救助措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为应对疫情引起的经济困难，截至2020年9月底世界各国共推出财政计划11.7万亿美元，超过全年世界GDP的12%。全球主要央行除迅速降息或者保持负利率和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外，还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甚至采取无限量宽松政策，约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首次使用量化宽松。另外，央行直接对企业提供贷款、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等过去不被使用的手段被纷纷启用。财政货币政策得到极限式使用。

　　2021年可能有两种情况需要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一是疫情可能再次暴发，经济活动可能再次停顿，需要新的财政货币救助措施。二是疫情虽然逐步得到控制，但是持续时间较长，居民和企业受到损害的时间较长，特别是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难以得到有效恢复，需要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

　　然而，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将面临两大制约。一是财政能力的制约。2020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各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2021年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债务受到的政治阻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美国、欧盟和一些主权债务余额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二是货币政策空间的制约。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均已处于利率下限附近，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量化宽松、政府直接给企业提供资金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虽然看起来仍有空间，但若通货膨胀率上升较快，或对通胀率上升存在担忧，则会对其造成较大约束。美联储改变了货币政策框架，通胀目标由2%修改为平均2%，把容忍的通胀率提高到2%以上，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宽松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但是，大量投放货币是可能提高通胀率和通胀率预期的。一旦通胀率或者预期通胀率较大幅度地超过2%，则宽松货币政策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财政能力约束和货币政策空间约束会对2021年各国的财政货币扩张力度和扩张时机造成影响，并降低其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效果。

　　(五)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大规模财政货币资金投放从三个方面极大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是企业收入大幅度下降和企业债务大幅度扩张，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降低了银行和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质量。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舒缓企业的财务风险，但一旦救助停止，或者疫情延续使得企业收入增长过慢，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就可能爆发，企业倒闭和破产潮还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

　　二是政府债务水平增长过快，主权债违约风险上升。特别是那些没有主权货币的重债欧元区国家，以及那些债务水平本来就高、且再次快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违约风险尤其大。2021年各国仍须使用财政手段支持经济恢复，政府债务水平还会进一步上升。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主权债违约事件或者出现主权债融资难的事件，金融市场对主权债的信心就会受到较大冲击。这种情况既会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也会制约各国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财政能力。

　　三是股市繁荣的实体经济基础不牢，股市下行风险较大。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分别从2020年初的22、24和33，快速上升到2020年11月16日的29、35和69。其他主要国家股市的市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市盈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股价表现和实体经济表现之间的严重背离。2001年和2007年美国股市崩溃前，市盈率均出现短时期内的急剧上升，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市繁荣是存在较大风险的。2021年实体经济会有所好转，这对股市稳定来说是有利的。但企业债务风险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能降低，企业财务不可持续的风险可能爆发，这些不稳定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股市震荡。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