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看起来很美，但产业升级推进过快未必是好事。这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对促进资本密集型转型的一部分激励措施进行反思，并将目光重新放到创造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当然，成功把握这一过程的节奏是非常困难的。

　　最初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时，中国只能生产简单的服装和塑料玩具。这类制造业需要大量低端劳动力，少量资本购买非常简单的工具即可，出口这类商品显然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主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工人的薪酬得以增加，尽管工作十分辛苦，很多工作场所的劳动保护状况依然堪忧。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中国商人开始有机会用更多资本购置更多机器设备，他们开始有了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想法。大量的人手是仍然需要的，但也需要大量资本。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是资本获得的很多补贴。换句话说，便宜的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相对成本在下降。

　　后来，丰厚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成本开始上升。这种情况在2003年－2004年和今天出现的“用工荒”有着类似的情况，广东和国内其他出口地区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政府提高劳动者社保待遇的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社保缴费等也推高了实际工资。所有这些导致一些地方劳动力成本几乎上升到与资金成本相等的水平。这是深圳等地一些企业宁愿花大价钱投资昂贵的设备，节省上千甚至更多劳动力的原因。2007年笔者在深圳出口企业调研时，那里的企业主向笔者展示了新买的能干几百个人的活儿的设备。他们觉得，由于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不止薪酬，还有2003年以来工人跳槽增多导致的管理成本上升——还是投资资本密集型的设备更划算。这是个巨大的转变。它提醒人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但是，也许中国仍然处于这一转变的最初阶段。在大多数地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今天，劳动力的相对数量仍然超过了资本。很多遵循这一事实发展的企业仍会成功，即使它们不高调，不着意吸引媒体眼球。2008年在温州，一个生产打火机的企业老总骄傲地告诉笔者，他以生产打火机为荣，压根儿未想过什么“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