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不会对中国令人惊叹的20年经济增长感到意外。他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论述了一支“产业后备军”是怎样压低工资、提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他会指出，在这个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其实更像逐利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失业但具备受雇条件的人口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

　　不过，在富士康(Foxconn)和本田(Honda)在华工厂出现的抗议和加薪要求表明，这种分析正很快变得过时。有一段时期，来自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似乎取之不尽。但是比多数人预期的更快的是，两方面的局限已经浮现。一是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重镇工人们的期望上升了。二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对中国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乃至农民工本身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按照中国以地域为限的陈旧法律体系，这些农民工几乎享受不到任何保护。
　
　　因此，人们再也不能无止境地指望从中国内陆输出的农民工，来扩大沿海地区的制造产能。企业已承担了后果。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昨日报道的，富士康正准备把部分苹果(Apple)装置的生产，转移至内陆河南省（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一家未来工厂。富士康为苹果生产iPod媒体播放器、iPad平板电脑和iPhone手机。

　　该公司也许没有什么选择。它给予部分工人的薪资翻倍，几乎不会影响产品售价（劳动力仅占总成本的3%），但可能会严重损害利润率。鉴于中国一些省份的工资水平比深圳低三分之一以上，难怪有更多制造商寻求在冷僻的地点建厂。这样的制造商越多，就越容易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满足客户提高产量的需要。这种需要曾让某些在产品上贴牌的公司抵制迁厂。

　　随着这种格局发生变化，亚洲令人敬畏的经济发展故事正掀开新的篇章。从日本开始，一个又一个国家走上了同样的致富道路：首先踏上工业化阶梯的最低一级，从事最枯燥、劳动力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活动，然后提高技能，增加资本，逐渐向价值链上方攀登，让更贫穷的国家承担你不屑再染指的生产活动。“亚洲小虎”就是这样仿效日本的，以后几代——包括中国——也是这样追随的。目前的生产转移，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而削弱其重大意义。

　　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现象。现在，我们也许就要看到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