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涨薪的浪潮正在东南亚被复制，一些与中国竞争、供应低成本商品的工厂，正面临着罢工风潮，工人也要求更好的薪酬福利。迁徒东南亚，涨薪的压力依然如影随行。

　　在广东生产家庭及工业用缝纫机的企业老板安井，眼睛一直盯着手头日本政府的信息调查机关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给的一张表格。

　　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日本是3098美元，北京287美元，上海249美元，广州248美元。如果往别的国家看一下的话，缅甸仰光18美元，孟加拉达卡57美元，越南河内95美元。“和日本工人的工资做一个比较，广州是日本的1/12，河内则是1/32，到了仰光更是1/172。当然从中国搬迁到越南，或者是仰光，从劳动力成本上看要合算很多。”安井自言自语地说。

　　企业并非没有做这个尝试。该公司在中国缝纫机销售量走红以前就来到了广东，在这里建下了缝纫机生产基地。“那时来的日本企业还非常少，深圳周边的公路还大都又窄又破，地方官员领我们看了一片稻田，说工厂就可以建在那里。那时我想，什么时候能平整好土地让我们建厂呢。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土地就平整好了，工厂顺利落户在了这里。”回想往事，十几年前恍如昨日。

　　开始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企业想要的零部件，所有零件需要从日本进口，在中国组装后在中国销售，一部分出口到美国、欧洲、中东国家。但是很快日本的零部件厂、中国的零部件厂在该企业周边卡车运输一个小时的范围内纷纷建立了起来。“我们开始像在日本一样，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数量，让零部件厂把零部件送过来。产品价格开始更加有竞争力，企业蒸蒸日上了。”安井说。

　　也是在这时总公司开始考虑到越南去投资建另一个工厂。就像当时企业还能在日本继续生产，有稳定收入的时候，领导突发异想，在中国建了这家组装厂。那时如果没有在广东建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上就没有进入中国的机会了。

　　安井的同事去越南建了新的组装厂。听同事们说，那里的环境比中国艰苦得多。初期是电力不足、工人技术能力差、官员异常腐败，后来是在越南难以找到合适的零部件厂，零部件基本上全部从中国出口，工人工资是低了很多，但架不住关税太高，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越南的基础设施有限，国内市场根本没有开发，未来可能会很有前途，但要用在中国开拓出的模式，在越南重新缔造出近20年高速增长的神话，安井觉得有不少困难。

　　从越南工厂回来的同事告诉安井，2007年工厂刚刚进入稳定的组装阶段，生产线停了。“工人要求涨工资，但又不派代表和企业谈。到底要涨多少，东一句西一句的工人各有主意，非常的难谈。”安井在中国没有见识过这样的阵势。

　　到2010年年初，看看JETRO的表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广州的工人工资是河内的2.6倍左右。而随着6月广东工人工资的提升，广州的工人工资会涨到河内的3倍左右。是不是让中国工厂歇业，把设备都搬迁到越南去呢?至少在越南已经有了桥头堡，对于那里的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企业也有了一定的交涉经验。但安井的企业犹豫不决。

　　那么，将企业搬到缅甸呢?看看日本的报纸，谈到缅甸时，曾经说到今年2月，4000名纺织及制鞋工人罢工，要求将每月10美元的工资提升为20到40美元。即便是40美元，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并不是绝对不能应诺的条件，但工人随即与军方对峙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这让安井觉得去那里比去越南投资要更加让人举棋不定。

　　安井的企业在“走出去”时，第一个去的是美国。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听上一代公司职员讲，那时美国工人的工资要大大地超过了日本工人，但美国有市场，到有市场的地方去建厂，这是我们企业的传统。”安井说。如今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企业也在中国磨合了将近20年，因为涨薪企业就离开中国去越南、缅甸吗?那里有市场吗?安井心里不十分的清楚。

　　迁徙越南、缅甸 涨薪风险依旧

　　马连鹏 在广东生产家庭及工业用缝纫机的企业老板安井，眼睛一直盯着手头日本政府的信息调查机关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给的一张表格。

　　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日本是3098美元，北京287美元，上海249美元，广州248美元。如果往别的国家看一下的话，缅甸仰光18美元，孟加拉达卡57美元，越南河内95美元。“和日本工人的工资做一个比较，广州是日本的1/12，河内则是1/32，到了仰光更是1/172。当然从中国搬迁到越南，或者是仰光，从劳动成本是行看要合算很多。”安井自言自语地说。

　　企业并非没有做这个尝试。该公司在中国缝纫机销售量走红以前就来到了广东，在这里建下了缝纫机生产基地。“那时来的日本企业还非常的少，深圳周边的公路还大都又窄又破，地方官员领我们看了一片稻田，说工厂就可以建在那里。那时我想，什么时候能平整好土地让我们建厂呢。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土地就平整好了，工厂顺利落户在了这里。”回想往事，十几年前恍如昨日。

　　开始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企业想要的零部件，所有零件需要从日本进口，在中国组装后在中国销售，一部分出口到美国、欧洲、中东国家。但是很快日本的零部件厂、中国的零部件厂在该企业周边卡车运输一个小时的范围内纷纷建立了起来。“我们开始像在日本一样，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数量，让零部件厂把零部件调送过来。产品价格开始更加有竞争力，企业蒸蒸日上了。”安井说。

　　也是在这时总公司开始考虑到越南去投资建另一个工厂。就像当时企业还能在日本继续生产，有稳定收入的时候，领导突发异想，在中国建了这家组装厂。那时如果没有在广东建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上就没有进入中国的机会了。

　　安井的同事去越南建了新的组装厂。听同事们说，那里的环境情比中国艰苦的多。初期是电力不足、工人技术能力差、官员异常腐败，后来是在越南难以找到合适的零部件厂，零部件基本上全部从中国出口，工人工资是低了很多，但架不住关税太高，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而且越南的基础设施有限，国内市场根本没有开发，未来可能会很有前途，但要用在中国开拓出的模式，在越南重新缔造出近20年高速增长的神话，安井觉得有不少困难。

　　从越南工厂回来的同事告诉安井，2007年工厂刚刚进入稳定的组装阶段，生产线停了。“工人要求涨工资，但又不派代表和企业谈。到底要涨多少，东一句西一句的工人各有主意，非常的难谈。”安井在中国没有见识过这样的阵势。

　　到2010年年初，看看JETRO的表格，比较一下就知道，广州的工人工资是河内的2.6倍左右。而随着6月广东工人工资的提升，广州的工人工资会涨到河内的3倍左右。是不是让中国工厂歇业，把设备都搬迁到越南去呢?至少在越南已经有了桥头堡，对于那里的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企业也有了一定的交涉经验。但安井的企业犹豫不决。

　　那么，将企业搬到缅甸呢?看看日本的报纸，谈到缅甸时，曾经说到今年2月，4000名纺织及制鞋工人罢工，要求将每月10美元的工资提升为20到40美元。即便是40美元，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并不是绝对不能应诺的条件，但工人随即与军方对峙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这让安井觉得去那里比去越南投资要更加让人举棋不定。

　　安井的企业在“走出去”时，第一个去的是美国。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听上一代公司职员讲，那时美国工人的工资要大大地超过了日本工人，但美国有市场，到有市场的地方去建厂，这是我们企业的传统。”安井说。如今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企业也在中国磨合了将近20年，因为涨薪企业就离开中国去越南、缅甸吗?那里有市场吗?安井心里不十分的清楚。

　　随着外企开始进入越南等国，劳动力开始抢手后，涨薪风潮、罢工事件，今后也许会在那些地方风起云涌。安井有这样的感觉。 (应采访对象要求，安井使用的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