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日前撰文指出，为应对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中国已采取加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综合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价格和数量型工具，但这些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窄。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是应对美QE2的关键。

　　易纲指出，QE2的出台加速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大量资金涌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本币升值、资产价格上涨及通胀水平提高的压力。

　　他表示，为应对此局面，中国采取了多种手段。一是发挥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二是综合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等数量型对冲工具，抑制流动性过剩。2010年以来已连续七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自2003年4月开始发行央行票据算起，大规模对冲操作已持续八年。截至2010年9月末，对冲率([存款准备金余额+央行票据余额]/外汇占款余额)约80%。三是加强外汇管理，坚决打击“热钱”流入。2010年11月初，外汇局启动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急预案，加强对银行综合结售汇头寸管理，严格出口收结汇和银行短期外债管理，强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结汇管理，严格依法加大对违规银行的处罚。

　　易纲称，这些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发挥作用空间越来越窄。比如提高利率在抑制通胀的同时，也吸引了“热钱”的流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历史高点；资本管制的方法短期虽然有效，但长期实行效果会减弱，而且容易影响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要有效应对当前的不利局面，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刻不容缓。

　　他指出，我国通胀压力的根源在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过大的顺差造成货币升值的压力，而为缓解升值压力，央行被迫在市场上购汇，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对冲操作，但市场流动性仍非常充裕，引发通胀预期。易纲认为，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改变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可有效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顺差可通过加强“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管制，积极扩大进口，来促进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改善。减顺差的重点不是压出口，而是增加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