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利比亚骚乱、油价和中国的汇率选择
被美国前总统里根称作“疯狗”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让北非和中东最近的革命浪潮充满了血腥，也让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场充满了虚幻的恐惧。时隔两年多，美国纽约原油期货再次突破100美元/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甚至一度逼近120美元/桶。与此同时，金银等贵金属也涨势强劲，而全球股市纷纷下挫，资金避险情绪展露无疑，只是美元指数意外下行。
在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的当口，战争或骚乱引发的油价暴涨，既会让复苏乏力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也会让复苏强劲的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当然，这个悲剧性结果隐藏着诸多前提：北非和中东革命是否会进一步向产油大国蔓延？是否会引发更多的骚乱甚至战争？骚乱或战争是否会引发油价持续上涨？也许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就像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逃亡、穆巴拉克没想到自己会辞职、卡扎菲没想到自己会众叛亲离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与其预测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如回顾和分析相对确定的历史和现在。
国际油价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实际供求、地缘政治、货币体系和投机因素等，地缘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即使战争或骚乱初期会推高油价，但能推多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随着战争事实的确认，也不排除油价下降的可能，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比如，2003年3月下旬，美国正式入侵伊拉克，但国际油价当年3月和4月分别下跌了17%和14%左右，而此前三个月累计上涨了30%左右，随着战争的爆发，国际油价大致是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
今年1月以来，突尼斯和埃及等非石油国家的骚乱已经提前给市场打了预防针，国际油价也顺势突破了维持了一年多的70-90美元/桶的震荡区间，并在最终波及了石油国家利比亚后，快速向100美元/桶挺进。但利比亚还不算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石油大国，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利比亚原油产量在12个欧佩克成员国中仅列第9位，在全球列第15位，占全球总产量的2%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利比亚东部地区已经脱离卡扎菲的统治，而东部恰是其最重要的产油区。根据国际能源署2月21日发布的报告“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利比亚的六个主要原油出口地区有五个在东部，过去四个月东部地区原油出口占比在60%左右。因此，国际油价在最近五个交易日暴涨10%，或许已经将骚乱会波及到伊朗这个石油超级大国的预期包含其中。
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革命曾造成国际油价直线上涨，如果按照不变价计算的话，当时的记录直到2008年国际油价达到147美元/桶期间才被打破，但从最近10年国际油价的上涨逻辑来看，美元汇率和投机因素应该是长期主导因素，地缘政治只会造成短期波动。而且，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国际能源署，都不会纵容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涨，毕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有油价上涨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因素，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已经表目前完全不存在供给短缺的问题，并时刻准备增加原油供给。而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会密切关注利比亚局势进展，并时刻准备向市场抛出其原油储备，但目前还不必要。这意味着石油生产国和国际能源署都将此次油价暴涨归结为过度忧虑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而且他们也做好了平抑波动的准备。
当然，随着美元的贬值预期、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以及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释放出的货币的投机性流动，中长期国际油价或许仍将在震荡中保持高位。但是，油价到达多高的水平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带来不可接受的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中表示，油价到达127美元/桶时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中国发改委在2009年发布的成品油管理办法中，也划定了130美元//桶的红线，“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采取适当财税政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5%，而15年前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再加上“一价定律”的作用，中国不得不和国际油价接轨。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尽管石油行业存在行政垄断，但客观地说，中国的（含税）油价水平只处在世界中下游水平，低于日本和欧洲的水平，作为在全球资源稀缺背景下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再延续美国式的粗放型能源消费模式，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对中国不见得全是坏事。
当然，值得担忧的是通胀形势。亚洲的印度和越南等国正受到通胀的困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已有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是社会不稳定的温床，中国政府当然也要提防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其逻辑是进口油价上涨，企业成本压力上升，先传到PPI，再传到CPI，历时大概在6个月左右。
面对油价上涨，中国政府最直接也最可能的选择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原油进口的国内价格，从而减轻中下游的价格上升压力，但这个做法更多的是从成本推动的逻辑出发的，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传导路径是资本流动。如果人民币升值短期没有带来贸易顺差的缩减，反而加剧了热钱的流入，那么以人民币升值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承认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那么考察输入型通货膨胀时就要通过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
目前，由于货币超发，中国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不少中国民众也感觉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这意味着至少从局部商品（比如房地产）来看，人民币或许存在贬值压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必须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要从渐进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价格机制入手，而油价上涨、货币紧缩再加上减税和财政补贴就是一个较好的组合拳。否则，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会让富人去国外买更便宜的奢侈品，而让穷人却在国内承受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痛苦。当然，任何政策调整都具有分配含义，孰轻孰重需要中国政府仔细考量。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在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的当口，战争或骚乱引发的油价暴涨，既会让复苏乏力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也会让复苏强劲的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当然，这个悲剧性结果隐藏着诸多前提：北非和中东革命是否会进一步向产油大国蔓延？是否会引发更多的骚乱甚至战争？骚乱或战争是否会引发油价持续上涨？也许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就像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逃亡、穆巴拉克没想到自己会辞职、卡扎菲没想到自己会众叛亲离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与其预测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如回顾和分析相对确定的历史和现在。
国际油价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实际供求、地缘政治、货币体系和投机因素等，地缘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即使战争或骚乱初期会推高油价，但能推多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随着战争事实的确认，也不排除油价下降的可能，因为市场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比如，2003年3月下旬，美国正式入侵伊拉克，但国际油价当年3月和4月分别下跌了17%和14%左右，而此前三个月累计上涨了30%左右，随着战争的爆发，国际油价大致是一个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
今年1月以来，突尼斯和埃及等非石油国家的骚乱已经提前给市场打了预防针，国际油价也顺势突破了维持了一年多的70-90美元/桶的震荡区间，并在最终波及了石油国家利比亚后，快速向100美元/桶挺进。但利比亚还不算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石油大国，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利比亚原油产量在12个欧佩克成员国中仅列第9位，在全球列第15位，占全球总产量的2%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利比亚东部地区已经脱离卡扎菲的统治，而东部恰是其最重要的产油区。根据国际能源署2月21日发布的报告“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利比亚的六个主要原油出口地区有五个在东部，过去四个月东部地区原油出口占比在60%左右。因此，国际油价在最近五个交易日暴涨10%，或许已经将骚乱会波及到伊朗这个石油超级大国的预期包含其中。
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朗革命曾造成国际油价直线上涨，如果按照不变价计算的话，当时的记录直到2008年国际油价达到147美元/桶期间才被打破，但从最近10年国际油价的上涨逻辑来看，美元汇率和投机因素应该是长期主导因素，地缘政治只会造成短期波动。而且，无论是石油生产国还是国际能源署，都不会纵容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涨，毕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有油价上涨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因素，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已经表目前完全不存在供给短缺的问题，并时刻准备增加原油供给。而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会密切关注利比亚局势进展，并时刻准备向市场抛出其原油储备，但目前还不必要。这意味着石油生产国和国际能源署都将此次油价暴涨归结为过度忧虑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而且他们也做好了平抑波动的准备。
当然，随着美元的贬值预期、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以及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释放出的货币的投机性流动，中长期国际油价或许仍将在震荡中保持高位。但是，油价到达多高的水平才会影响经济增长或带来不可接受的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中表示，油价到达127美元/桶时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中国发改委在2009年发布的成品油管理办法中，也划定了130美元//桶的红线，“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采取适当财税政策保证成品油生产和供应，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5%，而15年前中国还是石油净出口国，再加上“一价定律”的作用，中国不得不和国际油价接轨。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尽管石油行业存在行政垄断，但客观地说，中国的（含税）油价水平只处在世界中下游水平，低于日本和欧洲的水平，作为在全球资源稀缺背景下崛起的大国，中国不可能再延续美国式的粗放型能源消费模式，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对中国不见得全是坏事。
当然，值得担忧的是通胀形势。亚洲的印度和越南等国正受到通胀的困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已有数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是社会不稳定的温床，中国政府当然也要提防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其逻辑是进口油价上涨，企业成本压力上升，先传到PPI，再传到CPI，历时大概在6个月左右。
面对油价上涨，中国政府最直接也最可能的选择是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原油进口的国内价格，从而减轻中下游的价格上升压力，但这个做法更多的是从成本推动的逻辑出发的，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传导路径是资本流动。如果人民币升值短期没有带来贸易顺差的缩减，反而加剧了热钱的流入，那么以人民币升值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承认通胀最终是货币现象，那么考察输入型通货膨胀时就要通过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
目前，由于货币超发，中国国内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不少中国民众也感觉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这意味着至少从局部商品（比如房地产）来看，人民币或许存在贬值压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必须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要从渐进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和价格机制入手，而油价上涨、货币紧缩再加上减税和财政补贴就是一个较好的组合拳。否则，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会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会让富人去国外买更便宜的奢侈品，而让穷人却在国内承受出口下滑带来的失业痛苦。当然，任何政策调整都具有分配含义，孰轻孰重需要中国政府仔细考量。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稿件来源：道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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