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农民工何去何从?
发表时间:2012-05-16 发表评论
朋友,你想成为怎样的人?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从来都不敢想你要成功,那么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关键是,你必须敢想、敢要……
——张彤禾(Leslie T. Chang)所著《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Voices from the Heart of Modern China)中的吴春明
这里是深圳一栋大型宿舍楼,每间住着六名打工者。现在是上午11点整,好像刚刚拉响过警报一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忽然一齐出现在各自房间的阳台上,从晾衣绳上取下晾晒的制服,准备去上工。
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制服不是工厂工人的工作服,而是餐馆服务员穿着的那种背心和夹克。
服务业工作在中国年轻打工者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从晾衣绳上晾晒的制服中可见一斑。但在位于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为打工者提供最多工作岗位的还是一家家工厂。
两名只穿着睡觉穿的运动短裤的男子(年龄分别为17岁和20岁)说,几个月前他们刚刚来到这里时,根本没考虑过去工厂当工人。年纪大一点的那个说:“一些朋友说,在工厂里做事总是重复一样的事情。工作时间特别长。”
于是,他们都决定去餐馆工作,尽管餐馆给的工资比工厂少20%至25%。住在宿舍楼里的大多数人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难怪楼里的厕所一到上午11点就排队。
在中国各地,服装、制鞋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工厂主都抱怨说,现在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在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如今希望进入工厂工作的打工者大军人数逐年减少。在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广东,工人缺口估计有100万。
工厂每年以两位数幅度上涨工资,还承诺为员工庆祝生日,但这些举措并未缓解工人紧缺问题。中国南方许多工厂今年推出了入职奖,这种福利一度是华尔街的专利。在深圳以北一小时车程处的东莞,一个工厂比交通灯还多的城市,皮革厂老板为新入职工人发放每人400至600元人民币的“旅费”,仅为“感谢”他们入职。
工厂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耗尽。如今年青一代中,许多人认为当工人没劲,渴望从事服务业甚至白领工作。在这一点上,年青一代与他们的父辈迥然不同。他们的父辈在农村干惯了农活,并不觉得工厂流水线的工作有多枯燥。
在被誉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的中国南方城镇新塘的一家游戏厅里,一名23岁的湖南籍青年曾光(音译)解释自己辞掉在牛仔裤厂缝裤缝工作的原因。曾光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胸前印着一幅米字旗。他在牛仔裤厂的时候,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后来曾光的家人生病了,老板不准假,于是他辞了职。他说:“我有无数个理由不想在那干下去。”
曾光受过当酒保的培训,尽管当酒保的月工资比牛仔裤厂给的2000元人民币少400元,但他正考虑找份当酒保的工作。他不自然地笑道:“我只不过想找份每天只干8个小时的工作,但我说不出什么样的工作能满足这个愿望。”
因为感到受困于学历不高,曾光后悔自己14岁就不再念书。“我14岁那年父亲死了,母亲改嫁。我不想上学了,搬去跟祖父母住。”他说,“我后悔离开学校。没受过教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曾光停下来想了想。“工厂的工作没有用,没有意义。”他最后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曾光回家待了一个月的时间,照顾祖父母。回来之后,他决心去一家服装厂上班,赚钱付祖父的医药费。他急匆匆地走向一个停车场(很多求职者在那里等候去各工厂的大巴参加面试),边走边说,当酒保的事儿还要再等一年。
曾光的朋友陈金国(音译)今年22岁,在牛仔裤厂缝皮带圈。他想学习,但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可以休息。陈金国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
在整个中国南方,人力资源经理们和职场心理医生们都说,年轻人换工作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劳动咨询师刘开明说,因为90后频繁离职,中国南方一些工厂每月的人员流动率达到15%。“第一代农民工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工作就是为了回村里盖房。”刘开明说,“而新一代农民工觉得在农村没前途。他们来到城市,每天看着电视和报纸上讲的那些发财致富的故事,自己却不名一文。”
然而,在中国南方,许多打工者的梦想很快撞上现实。在新塘一家购物中心外的停车场里,25岁的刘欣江(音译)正在盘货。这是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工作的第一天。一早上,刘欣江都在为厨师们配料,现在显得很疲惫。
一年前,刘欣江辞去服装厂的工作,与一个朋友在附近的镇里开了一家餐馆。但餐馆后来倒闭了。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的工资只有2000元人民币,还要付房租,因为跟大多数工厂不一样,餐厅不为员工提供宿舍。刘欣江说,他需要再兼个职。刘欣江说:“服装厂不遵守劳动法(限制加班),但餐厅是大企业,必须守法。”
在深圳郊区的一条小巷里,临近为苹果(Apple)装配iPad和iPhone的富士康工厂(Foxconn),富士康的员工宿舍下仍悬挂着长长的安全网,看上去像裹尸布一样,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2010年夏天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年轻工人跳楼事件。一名24岁的胡姓(音译)年轻人说,他在为微软(Microsoft)生产Xbox游戏机的伟创力(Flextronics)工作了三年半,又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年,最终觉得规章制度严格的电子加工业不适合自己。
这位年轻人承认,许多工人会羡慕他每个月挣4500元人民币,但他希望从事需要动脑子的工作。他说:“如果你做的工作既有趣又能赚钱,你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的。”
——张彤禾(Leslie T. Chang)所著《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Voices from the Heart of Modern China)中的吴春明
这里是深圳一栋大型宿舍楼,每间住着六名打工者。现在是上午11点整,好像刚刚拉响过警报一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忽然一齐出现在各自房间的阳台上,从晾衣绳上取下晾晒的制服,准备去上工。
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制服不是工厂工人的工作服,而是餐馆服务员穿着的那种背心和夹克。
服务业工作在中国年轻打工者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从晾衣绳上晾晒的制服中可见一斑。但在位于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为打工者提供最多工作岗位的还是一家家工厂。
两名只穿着睡觉穿的运动短裤的男子(年龄分别为17岁和20岁)说,几个月前他们刚刚来到这里时,根本没考虑过去工厂当工人。年纪大一点的那个说:“一些朋友说,在工厂里做事总是重复一样的事情。工作时间特别长。”
于是,他们都决定去餐馆工作,尽管餐馆给的工资比工厂少20%至25%。住在宿舍楼里的大多数人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难怪楼里的厕所一到上午11点就排队。
在中国各地,服装、制鞋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工厂主都抱怨说,现在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在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如今希望进入工厂工作的打工者大军人数逐年减少。在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广东,工人缺口估计有100万。
工厂每年以两位数幅度上涨工资,还承诺为员工庆祝生日,但这些举措并未缓解工人紧缺问题。中国南方许多工厂今年推出了入职奖,这种福利一度是华尔街的专利。在深圳以北一小时车程处的东莞,一个工厂比交通灯还多的城市,皮革厂老板为新入职工人发放每人400至600元人民币的“旅费”,仅为“感谢”他们入职。
工厂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耗尽。如今年青一代中,许多人认为当工人没劲,渴望从事服务业甚至白领工作。在这一点上,年青一代与他们的父辈迥然不同。他们的父辈在农村干惯了农活,并不觉得工厂流水线的工作有多枯燥。
在被誉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的中国南方城镇新塘的一家游戏厅里,一名23岁的湖南籍青年曾光(音译)解释自己辞掉在牛仔裤厂缝裤缝工作的原因。曾光穿着一件褪色的T恤,胸前印着一幅米字旗。他在牛仔裤厂的时候,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后来曾光的家人生病了,老板不准假,于是他辞了职。他说:“我有无数个理由不想在那干下去。”
曾光受过当酒保的培训,尽管当酒保的月工资比牛仔裤厂给的2000元人民币少400元,但他正考虑找份当酒保的工作。他不自然地笑道:“我只不过想找份每天只干8个小时的工作,但我说不出什么样的工作能满足这个愿望。”
因为感到受困于学历不高,曾光后悔自己14岁就不再念书。“我14岁那年父亲死了,母亲改嫁。我不想上学了,搬去跟祖父母住。”他说,“我后悔离开学校。没受过教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曾光停下来想了想。“工厂的工作没有用,没有意义。”他最后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曾光回家待了一个月的时间,照顾祖父母。回来之后,他决心去一家服装厂上班,赚钱付祖父的医药费。他急匆匆地走向一个停车场(很多求职者在那里等候去各工厂的大巴参加面试),边走边说,当酒保的事儿还要再等一年。
曾光的朋友陈金国(音译)今年22岁,在牛仔裤厂缝皮带圈。他想学习,但他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中间只有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可以休息。陈金国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
在整个中国南方,人力资源经理们和职场心理医生们都说,年轻人换工作的频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劳动咨询师刘开明说,因为90后频繁离职,中国南方一些工厂每月的人员流动率达到15%。“第一代农民工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工作就是为了回村里盖房。”刘开明说,“而新一代农民工觉得在农村没前途。他们来到城市,每天看着电视和报纸上讲的那些发财致富的故事,自己却不名一文。”
然而,在中国南方,许多打工者的梦想很快撞上现实。在新塘一家购物中心外的停车场里,25岁的刘欣江(音译)正在盘货。这是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工作的第一天。一早上,刘欣江都在为厨师们配料,现在显得很疲惫。
一年前,刘欣江辞去服装厂的工作,与一个朋友在附近的镇里开了一家餐馆。但餐馆后来倒闭了。他在这家中式快餐厅的工资只有2000元人民币,还要付房租,因为跟大多数工厂不一样,餐厅不为员工提供宿舍。刘欣江说,他需要再兼个职。刘欣江说:“服装厂不遵守劳动法(限制加班),但餐厅是大企业,必须守法。”
在深圳郊区的一条小巷里,临近为苹果(Apple)装配iPad和iPhone的富士康工厂(Foxconn),富士康的员工宿舍下仍悬挂着长长的安全网,看上去像裹尸布一样,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2010年夏天发生在这里的一系列年轻工人跳楼事件。一名24岁的胡姓(音译)年轻人说,他在为微软(Microsoft)生产Xbox游戏机的伟创力(Flextronics)工作了三年半,又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年,最终觉得规章制度严格的电子加工业不适合自己。
这位年轻人承认,许多工人会羡慕他每个月挣4500元人民币,但他希望从事需要动脑子的工作。他说:“如果你做的工作既有趣又能赚钱,你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的。”
稿件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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