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可能的三角”，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这三大政策目标中，政府只能取其二而舍弃第三个政策目标。

　　在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中，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可能的三角”，即中国政府很难同时达到稳增长、控通胀和调结构这三大目标。在追求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时，结构调整的进程将相对迟缓；在追求较快增长和大力推进结构改革时，则容易陷入通胀或通缩；在追求较低通胀和较快结构改革时，则增长容易大起大落。当下的中国经济似乎越来越明显地受制于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困局之中。

　　如何化解这样的三角困局？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给中国的药方是“临时性硬着陆”，即对中国宏观经济不刺激和去杠杆的同时，全面加速结构转型，容忍经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一些研究认为为此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暂时降至3％-5%，然后再度起飞至8％以上。这种观点带来了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此类和休克疗法接近的做法，中国依然存在着较大潜力和较稳健措施，来破解“不可能的三角”困局。

　　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已明显收敛。从2010 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在持续失速，这导致国内外舆论一度极其悲观。这种失速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中国经济体量已是全球第二，而2009、2010 年的增速带有明显的过热倾向，增速下行是自然和理性的。今后数十年，中国经济体量和质量仍将导致自然增长率的持续缓慢下行。另一种原因则是宏观刺激政策的持续退出，导致了增速的周期下行。应对次贷危机的刺激措施得失参半，宏观政策从刺激转向中性持续至今已三年多，由此带来的周期性下行压力，目前大致释放完毕。结合这两种力量，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5-8 年，中国经济自身的韧性，和政府调控的回旋余地，可以使经济增长稳定在7％-8%的区间。“临时硬着陆”容易摧毁信心后形成一盘散沙，导致着陆容易起飞难，属于多余而危险的政策陷阱。

　　第二，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正能量和斡旋余地相当大。勿庸置疑，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运系于改革，同时改革开放仍有很大空间。例如从政府到居民的巨额储蓄，使中国有能力为局部的激进改革买单。首先，深化要素市场体系改革，优化要素配置余地颇大；其次，产业升级依然有较大余地，类似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结构调整是很好的参考系；最后，人口红利尚有释放空间，不能忽视仅从水稻和小麦等粮食生产上逐步游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就有1.5 亿人。尽管次贷危机后，促改革和调结构有所延误，但改革开放30 多年积累下来的正能量，使中国如同二战后的美国，具备了有条不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雄厚基础。

　　第三，结构调整的进退节奏取决于创新进程。如果制度、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进展快，那么传统和落后产业退出、收缩甚至淘汰的节奏也快。库存出清可以依赖市场机制强行快速推进，但调结构需要先探索出新路，才能逐步摆脱走老路的惯性。急切地将产能去化进程设定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很可能生死两茫茫。目前在中国，过剩的是产能，稀缺的是创新，创新活力直接决定了结构转型的进程，而不是相反，或者说必须等待新兴产业的崛起为企业家提供新舞台，并迫使落后产能被迫兼并破产，迫使其释放其低效占用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为新兴产业所掠食。在创新方面，以顶层设计为特征的体制创新，应置于优先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乏散点状的技术创新，但制度和产业创新仍匮乏，这决定了调结构是艰巨漫长的过程，并非调整了有色、钢铁、船舶、煤炭、水泥、铁合金的产能，新兴产业就会自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第四，投资仍是主角，只是换了旋律。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仍极其重要。中国是一个公共政策尚待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覆盖不均的大国。指向新增产能的政府投资也许是可疑的，但指向交通、物流、信息、生态、教育、医疗、养老、艺术等公共品的投资仍有很大余地。人们对环境、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抱怨是明显的证据。从硬的投资来说，信息骨干网络、陆海空联动的交通枢纽和骨干网络建设仍然不足；从软的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城镇化甚至就是公民权利的均等化，是市民和农民应当享有同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人”的城镇化。如果投资是政府在履行公共财政的义务，而不是越位代行企业家的膨胀冲动的话，投资仍将在未来扮演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不仅如此，很可能错过了目前的关键机遇期，等国民储蓄率加速下行时，这样的投资能力将不再具备。

　　第五，消费着眼长远，最宜顺其自然。消费往往得到过多赞美。储蓄、节俭和克制是人类永恒的美德。负债、奢靡和放纵总会让人类迷失。因此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应顺其自然，毕竟消费基本上是私人部门的行为，政府消费不是主角。人活著有多幸福，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活得长久、健康、和谐和品味等质量上，而不是吃穿住行所耗用的金钱数量上。反之，过度强调消费，则往往是一些民主国家的国民逐渐懒惰，最终要么走向债务危机要么走向社会动荡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传统的重商主义也许在今天虽被忽视却未失去光彩。

　　第六，外贸注重创新，不宜固守定势。外资外贸对中国经济而言不可或缺，但在资金方面，中国逐步从引资国转型为投资国，在外贸方面，则从WTO 得到的开放红利逐步减少。也许，我们需要更宽阔的胸襟。例如对美国重返亚太，建立跨太平洋或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可否考虑以开放和探索的姿态尽早参与？这不仅是因为多哈回合令人失望，不仅因为美国可能具备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动力和潜力，也是中国受限于东亚贸易自由化的内部矛盾和裂痕深而复杂，如果我们自信地看到美国加中国的确将主导未来全球经济秩序，则中国加入TPP 也未尝不可想象。

　　回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能的三角”困局，应该对类似休克疗法的、大破之后自然有大立的说法持一份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仍将缓缓下滑，但这既不是危机更不是末日。我们应该有自信，看到改革开放积累的家底，珍惜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调整结构尤其是淘汰落后产能，重视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的投资，对消费和外贸进行谨慎的重新审视。未来中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机遇期，创新是打破“不可能的三角”的利器，略微低一些的增速，略微高一些的通胀，尽量快一些的结构调整，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钟伟是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节选自平安证券《以稳健创新化解中国经济“不可能三角”困局》。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