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哲:把握战略机遇期,促进纺织业高质量发展
发表时间:2019-03-04    作者:孙瑞哲 发表评论

把握战略机遇期 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一起赢未来
——在2019纺织行业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孙瑞哲

2019年3月4日

尊敬的两会代表委员:
  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各位两会代表委员相聚一堂,回中纺联“娘家”叙旧的时候。我代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诚挚热烈地欢迎各位亲人回家!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和历史走向。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选择中,中国纺织工业在改革中守正出奇,在开放中博采众长,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发展,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

  七十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中国纺织工业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母亲行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纺织工业进入“新时代”,把握“新方位”,正在加速成为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文化引领的时尚产业和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科技、时尚、绿色”,正成为新时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工作新定位、行业新标签、社会新认知。

  如同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揭示的那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中国纺织大国的崛起,也同样会面临产业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结构变动、体制变革、要素竞合与分配博弈。

  回顾、认知传统不是逆向回归,而是借助历史的维度认知自己;展望、重构未来不是盲目冒进,而是顺应趋势的力量优化自己。“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在历史的回望与未来的探索之间,在成长与成长的烦恼之间,在“大”与“强”的新旧动能转换之间,在产业升级与政策导向的协同合力之间,藉由2019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与大家探讨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三大跃迁”、“三个落差”、“三个提升”与“四个方向”。

  一、成长:“科技、时尚与绿色”的“三大跃迁”

  七十年来,从人均棉布产量尚不足做一套服装或一床棉被,化纤年产量曾在全球经济统计中被“忽略不计”,我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在全球纺织业中占据龙头地位,成为支撑世界纺织工业体系平稳运行的核心力量和推进全球经济文化协调合作的重要产业平台。“科技、时尚、绿色”,揭示了中国纺织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三大跃迁”。

  第一,“科技”驱动: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发展。

  建国初期,纺织工业部就制定了统一的经济技术指标、节约用棉和节约浆纱用量、总结推广先进的技术操作经验和改善工厂劳动条件等基础性技术工作。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通过自力更生已初步建立了纺织服装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纺织行业的科技优秀成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原始创新,从单一产品、工艺技术创新到集成创新,体现出行业科技进步的显著成效。2011年以来共有23项成果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

  (一)以技术创新“提效率”

  “内涵发展”标志之一:产品迭代的快周期与高品质,以及生产方式高效化与智能化。

  从生产工艺看:纺织、染整工艺技术不断创新,面料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混纺、交织、复合等新工艺广泛应用,高支、高密、超轻薄等新品种不断推出,数码印花、精细印花等新技术更具高质量和个性化、精细化特征,后整理也从单一功能发展到多功能整理。

  从生产方式看:两化融合持续走向深化。1978年,纺织行业开始应用计算机系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正式起步。“六五”时期,棉纺厂信息管理系统研制成功;“九五”时期,服装CAD、CAM进入应用;“十五”以来,企业管理信息化系统大面积推广,在线监测、制造执行等生产管控系统取得突破,电子商务平台成为重要营销渠道,推动行业走向两化深度融合阶段。“十二五”末,智能制造、协同制造成为创新方向,引领纺织行业进入“互联网+”新时代。

  劳动效率的提升,成为行业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发展的显著标志。中国纺织行业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应用的绝对数量为全球第一,信息化与机械化融合水平位居全球第一,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为全球第一。2017年,纺织行业劳动生产率达到78.8万元/人,是1949年(6812元/人)的115.7倍;1949年到2017年间,棉纺行业万锭用工从550人左右降到60人以下;“十三五”以来,全数字化棉纺成套设备已实现产业化应用,万锭用工可降至20人以下,并可实现夜间无人值守;棉纺最高纱支水平从40支提高到300支,60支以上纱线生产量的80%在中国,色纺纱生产量的90%以上在中国,高档村衫色织面料生产量的60%在中国,高档牛仔面料生产量的30%在中国,高支高密织物的生产技术主要在中国。

  此外,行业新模式、新服务不断涌现,场景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实现了广泛渗透。

  (二)以优化产能“调结构”

  “内涵发展”标志之二:产品结构的多元化,以及现代纺织制造产业体系的完备性。

  1980年,我国服装、家纺、产业用三大终端行业纤维消费比重为84:11:5。2007年三大终端行业纤维消费比重调整至52:33:15,家纺占比达到历史高点,产业用纺织品至今仍处于上升周期。2017年,产业用纤维加工量达到1508万吨,是1980年的88倍。产业用纺织品加工水平提高,能够使用多元化纤维原料、多种类非织造、织造、复合及后整理技术,生产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过滤、土工建筑、安全防护、结构增强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相关领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018年,在我国纤维加工总量中,棉花占比为13.8%(估算值),化纤占比达到83.6%(估算值);产业用纺织品纤维消费比重达27%以上(估算值),门类齐全、品种丰富、品质优良、结构优化的现代纺织产业体系优势全面显现。我国已拥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现代纺织制造产业体系,产业链各环节制造能力与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

  (三)以自主研发“破垄断”

  “内涵发展”标志之三:产品总体自给率,以及自主技术与自主装备的全覆盖率。

  建国初期,我国仅有58个纺织厂或加工点,设备简陋、工艺落后,原料和设备均需依赖进口,全国纺织行业以棉纺织印染加工为主体。目前,我国纺织全产业链能够实现使用自主技术、自主装备生产自主开发设计的优质产品,这在我国制造产业中并不多见。

  突出表现在:

  高性能纤维“七五”时期列入行业攻关重点,“十二五”以来取得重大突破,碳纤维、芳纶等一批纤维自主技术打破国外垄断,进入产业化阶段,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品种进入国际市场;

  我国纺织面料总体自给率超过95%,出口服装面料自给率显著提高,服装出口一般贸易比重从1996年35.7%提高到2017年89.3%。

  纺织机械研发与制造水平跨越式提升,国产纺机机电一体化、数控化水平及可靠性大幅提升,产品大量替代进口,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80%;部分产品已经可与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争,化纤、纺纱、针织等装备大量走向国际市场,纺机出口额从1990年1.2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34.5亿美元。

  第二,“时尚”复兴:从审美依附到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重大民生问题,其中穿衣问题是解决得最早、最好的民生问题之一。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城乡居民服饰“蓝、黑、灰一抹色”的情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着装风格的时尚化、个性化、多元化。本质上,这是“供给侧时尚化”与“需求端时尚化”彼此促进、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本土品牌的时尚崛起与设计能力提升。

  中国本土品牌创意水准与设计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支撑了服饰时尚化、个性化、多元化。改变对以往国际品牌的审美依附,扎根于本土生活方式与流行趋势研究,围绕“情景化、可视化、交互化、故事化”的时尚设计思维,具有原创能力的“风格化时尚”,成为本土品牌拥有较强溢价能力的竞争力要素:李宁,在巴黎时装周、纽约时装周大放光彩,成为潮牌的代名词;波司登,走出国门,老牌换新颜;安踏,中国设计中国造,同样成为国产运动时尚的领头羊……。从供给侧来看,时尚的进化曲线,以往是替代的逻辑,现在则演变为补充的逻辑。文学、建筑、电影、绘画、雕塑……不同领域内的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时尚艺术的融合,都在为纺织服装产业的时尚转型补充可贵的能量。

  (二)消费需求的品质提升与文化自信回归。

  中国不仅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而且形成了更加追求创新和变化、更加偏好新产品和新体验的消费文化。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关注有形产品向关注服务体验、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炫耀型消费向投资型消费转变……这些都是“时尚”生活方式在消费需求端的直接投射。

  文化自信在产业语境下的重要体现,也在于消费者逐步改变了以往对国外品牌的审美依附与非理性消费,对本土品牌的认可度提升——国家工商总局分析2014年以来国内和国外热销品牌的网民搜索次数发现,2016年网民对本土品牌的搜索次数占总搜索量的53%,超过对国外品牌的搜索次数,反映出消费者对于本土品牌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腾讯00后研究报告》也指出——支持国产是00后关心国家的一个方式,53%的消费者不再偏好国外品牌,53%表示:“国外品牌不是一个加分项。”

  第三,“绿色”文明:从环境压力到生态和谐。

  进入新时代,中国纺织工业的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聚焦绿色技术和绿色管理,逐步实现了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

  (一)纺织行业始终重视技术装备革新改造,努力降耗增效。

  “十五”时期,纺织行业提出将清洁生产技术作为印染行业升级重点;“十一五”时期,高效短流程染整、印染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等先进技术开始推广,节能减排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积极进展。“十二五”时期,“加强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正式成为行业五年规划发展任务,低温快速前处理、冷轧堆染色、印染废水大通量膜处理等一大批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并实现产业化应用。

  2006-2015年,纺织行业综合能耗累计下降44%,印染单位产品水耗从4吨/百米下降到1.8吨/百米,水重复利用率由7%提高到30%。

  (二)纺织行业率先推行社会责任,强调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以及对市场的责任。

  纺织行业作为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以自己的成功实践树立了“绿色样板”。2005年,纺织行业构建了中国第一个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2014年,全球第一个供应链环境(化学品)足迹系统;2018年,率先试点海外实施行业社会责任标准。

  绿色文明在纺织行业的积极推进,是“经世济民”的资本向善,也是“义利平衡”的责任贸易,是“大道日常”的能力建设,更是融合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发展美学。责任能力的建设与实践,贯穿在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权益管理、工会管理,以及健康安全管理、供应链管理、生态环境管理、社区管理以及反贿赂管理等各个环节,因此,从环境压力转向生态和谐的纺织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使得责任与发展避虚就实,如影随形。

  二、成长中的烦恼:行业发展的“三个落差”

  第一,国民经济体系中,纺织行业“贡献度”与“主流性”之间的“认知落差”。

  一方面,纺织行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贡献度”非常高。具体体现在:

  (一)全球纺织工业格局中,规模供给能力的当仁不让。

  2018年,我国纤维加工总量约5460万吨(估算值),是1978年的近20倍;化学纤维产量突破5000万吨,占全球化纤产量三分之二以上;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纱、布产量分别达2976万吨、498.9亿米。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不仅有效满足了我国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纤维消费需求,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优质纤维制品。

  (二)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吸附能力的当仁不让。

  纺织工业发挥了极大的就业吸纳能力。1949年,纺织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仅为74.5万人。而目前,全行业就业人口超过2000万,每年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1000 多万个就业岗位和数千亿元现金收入,直接惠及“三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激活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潜力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国际贸易竞争中,净创汇能力的当仁不让。

  1985和1990年,纺织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分别为17.9%和16.2%,出口总额占全国的20.2%和20.1%。1992年,我国货物贸易扭转连续13年持续逆差的局面,实现顺差43.9亿美元,纺织行业当年贡献贸易顺差额182.4亿美元;直到2012年,纺织行业的贸易顺差都大于全国货物贸易顺差总额。

  进入21世纪,纺织行业抓住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有利时机,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2002—2008年,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21.7%,利税总额年均增长25.1%。近年来,随着国际环境变化以及我国步入发展新常态,工业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纺织工业始终保持平稳发展态势。2018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3703.5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5.3%;全行业净创汇2501.9亿美元,占全国的71.1%。

  另一方面,与“贡献度”存在明显认知落差的是:社会各界过于强调纺织行业的传统行业属性,仍将其定性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为主的行业。

  这容易导致两个层面的“忽视”:

  忽视了纺织行业在高新技术与文化赋能的双重驱动下,自身所具备不可磨灭的“新兴性”与“成长性”,以及作为产业创新与价值实现的中枢地位;

  忽视了围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与“优质制造”等环节,竞争优势正在得以重构,纺织服装行业哪怕被印象锁定在“制造加工领域”,但也已今非昔比,制造分工的低附加值诅咒正在被打破,“微笑曲线”的逻辑判断正在被颠覆。

  第二,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崛起”与世界经济新秩序调适之间的“利益落差”。

  新一轮全球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主要是一种自我发展型崛起、工业化崛起,而非对外扩张型崛起。中国纺织工业的崛起,也是一种在内生驱动力作用下的“自我发展型崛起”,根据商务部统计口径,2003至2018年,我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97.96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5.6%,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5.2%。

  纺织产业是国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产业,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工业化发展、创造国民财富以及提供大量就业的首选民生产业。推动我国纺织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以及加强纺织产业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的落地与实施,既是我国自身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带动合作国纺织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

  与上述趋势相对的是,“逆全球化”在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调适过程中,正在成为新的趋势,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多重手段,在对中国制造业依赖的同时,表现出遏制的动向——以中美关系为例。2018年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这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12月1日,中美首脑会谈后贸易冲突缓和,双方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并将在90天内争取就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达成协议。目前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不确定性。双方的竞合关系也将对下一步整个纺织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面对越来越高危的经济民粹主义,中国纺织工业的自我崛起,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调适之间,可能会面临更加矛盾紧张的关系,更加失衡的利益分配落差。

  第三,行业供给侧体系中,制造能力与消费需求匹配之间的“能力落差”。

  目前,纺织行业供给体系失衡的情况依然存在。要素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不能充分满足生产需要;产品供给同质化倾向较重,不能充分满足消费需求。部分细分行业存在阶段性、结构性产能过剩,供需匹配存在错位,规模巨大而有效供给不足、制造能力较强而创新能力不足,两者之间的能力落差客观存在。从产品价值到消费价值的最终实现,“供给之榫”亟待对上“需求之卯”。

  三、联动政策诉求:行业发展的“三个提升”

  第一,提升“价值感”:从巩固行业地位到刷新行业认知。

  对内,纺织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贸易环境变化以及我国步入发展新常态,工业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纺织工业始终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对外,我国纺织工业已成长为支撑世界纺织工业体系平稳运行的核心力量。凭借业已形成的全球体量最大、最完备的产业体系,未来10 ~ 20年,我国纺织工业在世界纺织工业体系的核心地位不可能被取代。

  联动政策诉求,应加快建议政府对纺织服装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发展贡献与行业定位进行再定义,在“巩固行业地位”与“刷新行业认知”两个层面双管齐下,围绕“科技、时尚、绿色”,加强行业品牌形象的积极塑造与重点宣传,提升行业价值感,吸纳更多优秀的行业人才到纺织服装行业中来,助力行业转型升级。

  第二,提升“共生感”:从封闭发展模式到构建生态矩阵。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与创新链深度交织,跨领域、跨区域合作正成为一种常态。技术界限、产品边界、业务边界、组织边界日渐模糊,技术与艺术、比特与原子、制造与服务、金融与实体,各种边界都在被打破。

  联动政策诉求,应立足于“跨界”与“融合”的开放视角,从封闭发展模式进化到构建生态矩阵,积极构建产业联合体,提升行业与外部系统协同创新、共享资源、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

  第三,提升“获得感”:从制度顶层设计到落实传导机制。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中国纺织工业不仅要注重宏观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更要注重建立在具体的、特定的、变动的行业发展语境下,改革落实的传导机制,使得宏观层面释放的制度红利、政策红利可以有效地转化为微观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联动政策诉求,应着重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产业政策评价总结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推广运用机制三个方面取得根本遵循与实践突破。

  四、助力纺织强国建设:政策赋能的“四个方向”

  第一,鼓励企业扩大转型升级投入

  近年来,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转型升级投入成为行业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受到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素影响,纺织行业投资增长压力增大,投资放缓对于行业推进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稳定就业规模均有负面影响。为鼓励纺织行业扩大转型升级投入,针对投资信心不足、融资难融资贵、印染项目投资受限等制约因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强投资引导

  加强纺织行业投资重点方向指导,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及时对《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等产业政策等进行滚动更新。对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标准进行重新评估,引导相关产能加快进行改造升级。

  (二)优化财政政策支持

  继续利用好国家现有财政专项资金,对纺织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纺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给予扶持,充分发挥行业示范与带动作用,着力补齐行业技术短板,有效破解绿色环保瓶颈。改变财政专项过于集中在高性能纤维材料及产业用制成品领域的现状,加大对差别化、功能通用纤维,传统纺织优质、先进制造技术,高品质、环保染整技术等领域的重点支持与示范,带动量大面广的产业链环节加快改造升级。支持行业性、区域性公共服务平台升级,推动重点产业集群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集群产业云”系统,全面整合集群制造与服务资源,提升发展效率。

  (三)加强税收激励

  研究进一步将技改投资按一定比例抵免所得税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扩大研发费用、品牌宣传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升企业创新与技改投入积极性。简化企业办理相关优惠政策手续,确保企业切实享受到优惠政策支持。将企业购买设计手稿等产品开发费用纳入所得税前加计扣除范围,鼓励企业扩大在创意设计方面的投入。

  (四)进一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强化落实国家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扶持政策,对于符合资信要求纺织企业与投资项目给予充分信贷支持,禁止附加条件放贷、贷转存、不合理收费等行为。推动产融合作对接,加强对纺织行业改造提升资金需求及融资现状的调查研究,协调金融、证券等管理机构资源,加强对制造企业和项目融资风险判断的指导,推动金融机构与重点制造企业对接融资需求等。引导建立纺织产业基金,鼓励优质社会资本支持行业发展。

  (五)完善印染行业投资监管措施

  对印染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分类管理,企业在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应优先予以环评和备案。环保督查中实施精细化管理,对印染集控区内排放不达标的企业采取停产措施,不对符合排放要求的企业采取强制停产限产措施。支持印染行业加大转型升级投入,利用工业转型升级转型资金支持印染企业及上游产业链技术升级改造,解决诸如金属锑、PVA等印染废水污染物的控制与治理问题。

  第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近年来,国家围绕减轻工业企业负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纺织企业反馈降低增值税税率、减低社保费率和公积金缴存比例等措施对于企业减负作用积极,但企业仍反映成本负担较重,参与国际竞争压力显著。为进一步减轻纺织企业负担,稳定市场竞争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降低税负

  建议进一步出台普惠性的减税措施,继续调降增值税税率1~2个百分点。结合棉花进口配额制度改革进度和新疆棉目标价格补贴实施情况,研究进一步降低棉花进口滑准税税率或取消滑准税管理。提高研发试验、广告宣传等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研究进一步扩大所得税税前抵免项目范围的可行性,如将技改投资、产品开发费用等纳入抵扣范围。

  (二)减轻成本负担

  建议进一步降低工业用电价格,改变国内电价大幅高于国外的现状。出台适当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税收负担的措施,如进一步降低企业缴纳社保的基数和比例,或者根据企业实缴社保按比例进行税收返还,以避免影响从业人员福利。落实好国家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扶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协调商业部门切实降低商业零售渠道的费用,降低零售成本。

  (三)稳定对外贸易环境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双边、多边经济贸易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畅通对外贸易通道,减少关税负担。保持人民币汇率走势相对平稳,避免大起大落,减少因汇率波动引起的频繁议价成本及进出口结汇损失。全面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引导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受到美国加税影响较大的出口企业适当给予税收返还或优先支持技改升级等方面的财政扶持,缓解企业压力。

  第三,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我国内需市场纤维消费量超过3000万吨,是全球总量最大、最具活力的纤维消费市场。进一步激发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内需消费潜力,是化解纺织行业出口贸易压力的有效途径,也是纺织行业落实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工作任务的重要表现。为引导和促进纺织企业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促进纺织服装产品升级

  充分利用好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引导和鼓励纺织全产业链发展优质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工艺、技术和装备,广泛开展技术升级改造,改善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开展消费品行业产品升级工程,选择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完善产品开发创新体系,推动跨产业链、跨领域整合、协作创新;应用先进制造技术、装备与信息化管控系统,提升产品品质。例如,以“大家居”为概念,整合轻纺行业骨干企业,开展整体家居/家饰/家装产品的开发、生产与市场推广示范,促进企业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商业模式。启动终端消费品自主品牌建设工程,加强重点纺织服装品牌培育示范,利用“中国品牌日”等政府服务平台对具有行业典型性的品牌予以重点培育支持。支持行业会展、时装周、设计大赛等平台建设,为品牌发展经验交流与成果展示提供有利条件。

  (二)扩大产业用纺织品内需应用

  产业用纺织品应用领域广泛,在国内仍有较大应用空间。建议运用好政府采购措施,扶持自主品牌土工、建筑、结构增强纺织品参与国家建设工程项目采购竞争,推动军队以及医疗、基建等系统的采购通道向民营纺织企业充分开放。完善应急产品政府采购及储备机制,增加救灾帐篷、防洪抗汛土工膜袋等特殊纺织品需求。出台对生物质纺织农膜等生态环保农业用纺织品的应用补贴政策,在果蔬、花卉等高价值经济作物的种植中试点应用。适当调高特殊工种劳动者职业安全防护标准,推动功能型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的应用。

  (三)改善国内商业环境

  积极协调商业部门,有效降低商业零售渠道的费用成本,减低零售成本。对零售市场加强监督管理,增强产品质量、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市场检查和执法,提高违法成本,完善电子商务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多方采取措施稳定就业与居民收入,鼓励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创新消费金融服务模式,降低消费信贷利息及费用,提高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需求扩大。

  (四)加强市场消费引导

  充分利用多种形式的媒体平台,宣传普及健康、科学的纺织品服装消费方式及服装、家饰的美学、文化、礼仪知识,提高消费者对于纤维产品性能、功能特点及健康安全使用方式的认知,积极引导消费升级。加强纺织服装品牌价值的全社会引导,强化媒体宣传与行业、社会推广,展示中国原创时尚设计力量与自主品牌优秀成果,提升自主品牌的整体形象和市场认可程度。行业的时尚文化的国际化推广,要重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打造好中国话语。

  第四,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发展

  近年来,受投资环境、产业配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纺织产业国内区域转移进度显著放缓,境外投资持续增长,这种情况带来诸多现实风险问题。为对纺织行业投资布局形成合理引导,促进产业平稳、顺利完成转型升级任务,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推动国内产业转移

  虽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国综合制造成本偏高问题突出,但仍拥有完整产业体系和产业集聚化发展优势。考虑到保障国内产业核心竞争力、防范产业空心化,以及稳定国内投资、生产与就业等需求,促进纺织产业向内陆地区有序梯度转移仍是纺织行业转型升级任务的重要内容。

  为解决制约纺织产业转移的投资环境不完善、企业投资动力不足等问题,建议加强产业政策指导,有效引导投资流动。指导地方工信部门做好主体功能区、产业布局、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政策解读和宣讲工作,引导和鼓励骨干企业跨区域发展,扩大产业转移投资。协调有关部门强化税收、土地以及财政支持等激励措施,保持政策连续性,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支持相关行业性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搭建投资对接平台,开展咨询、培训等公共服务,推动纺织产业转移进程。

  (二)完善国内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纺织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结果,但国内产业发展环境趋于紧缩,客观上加速了企业走出去的进度。创造更为公平、完善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好国内有利条件促进企业转型升级,避免纺织先进制造、优质制造产能盲目、过快向海外转移,是确保纺织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发挥应有贡献作用的重要保障。

  建议进一步推动棉花管理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优化棉花进口配额管理,实现国内外棉价市场化接轨。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稳定对外贸易环境和企业发展信心。落实好禁止环保“一刀切”有关政策措施,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切实保障企业生产运行环境稳定。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指导,不断拓展产融合作措施路径,有效解决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增强产业政策的普惠性和正向引导作用,促进资本、人才等相关市场资源向纺织行业有效流动。

  (三)尊重市场规律,引导对外投资合理发展

  由于我国加工制造成本持续提高,贸易环境风险上升,国际纺织产业投资及国际采购订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已是必然发展趋势,美、欧、日、韩等国在东南亚地区投资的纺织加工能力近年来也有迅速增加趋势,长期必然与我国纺织产业形成竞争关系。我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纺织产业布局重构,长远看有利于保障我国纺织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并与国内纺织产业升级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建议结合市场规律,加强研究纺织企业对外投资产业政策,开展纺织行业海外投资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指导,提高行业跨国布局效率。将纺织服装业列为“一带一路”合作示范产业,协调信贷、外汇管理等部门,对纺织投资项目给予低息无息贷款、援外合作等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越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等亚、非重点国家打造现代纺织工业园区、现代纺织生产性服务体系等标志性合作示范项目。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境外投资相关信息研究、投资促进、政策协调等服务工作。

  各位尊敬的两会代表委员,“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文化、人才、资本、市场的变化吐故纳新、毫无路线预设的时代。然而,“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我坚信,行业的发展依然存在它的定力、它的准则、它的韬略。未来,让我们继续在一起,在伟大的时代荣光之下,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向前进,共同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强国之梦,奉献我们永不谢幕的青春!

  谢谢大家!

稿件来源:中国纺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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