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中日韩经贸部长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旨在落实三国领导人在经贸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并为将于24日召开的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好经贸领域准备工作。三方就贸易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和能源等共同关注的议题交换了意见。

　　今年恰逢中日韩三国合作20周年，也是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在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时提出结束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后，《日本经济新闻》解读称，中日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讨论新的合作方式，建立“开发合作对话”。

　　“后ODA”时代，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将走向何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蔡亮解读，在以前的ODA中，日本是援助者，而现在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40年前完全不同，不再应有“援助”等概念，因此该强调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

　　从对华援助到平等互惠

　　日本对华提供ODA始于1979年，这一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翌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表明了对华提供ODA的意向。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东亚与中亚部部长藤谷浩至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上介绍，日本对华援助主要分为以长期低息的日元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有偿资金援助、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种类别。

　　在过去近40年中，日本对华援助范围，上世纪80-90年代主要涉及规模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和资金需求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铁路、港口、发电站和地铁等。自本世纪以来，ODA的重心转向支持环保和培育人才。

　　以上海为例，蔡亮介绍道，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向上海投放两批日元贷款，实施项目数量21个，主要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出口基地开发领域，比如宝钢工程。

　　蔡亮表示：“在当时中国资金和技术付诸阙如、形格势禁的情况下，日方积极主动地在技术、资金两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宝钢项目因此成为1980年代初期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也使得中国钢铁行业大大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除此之外，据日方资料显示，上海浦东机场、青岛港前湾港区、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和中日友好医院等也都是中日经贸技术合作的代表性成果。

　　日本在对华ODA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回馈。蔡亮认为，事实上，日本ODA的性质是集援助、投资和开发三位一体的。开发即指经贸往来，也就是说，日本对华ODA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密度，进一步也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

　　此外，蔡亮称，日本对华援助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给其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譬如说，日本在1998年前援助范围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到2018年，日本驻上海总领馆所管辖的华东地区的日企数量达22800家，占据日本在华总企业数的一半。

　　北京林业大学吴斌教授则认为，我们生产的一些汽车和家用电器过去都采用日本的标准生产，这种合作是同时有益于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的。他称：“他们要生存、要发展、要开拓市场，而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市场有很大吸引力，这种合作是互惠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同期，日本开始削减对华援助规模，到2017年，日本只向中国派遣了医疗和教育领域专家等纯人员合作项目。

　　2018年10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在被问到“中日两国政府准备结束持续约40年的ODA并希望探讨新的合作模式，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时，华春莹回应称：“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中日互利双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结合新的形势发展，同日方就继续开展有关对话与合作保持沟通。”

　　技术交流与第三方市场合作

　　那么，中日未来的经贸技术合作道路究竟在何方呢？

　　蔡亮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日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比如环境保护等，但其中有难度但值得做的地方是第三方市场合作。

　　蔡亮称：“实际上，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包罗万象的，其中就包括对外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这一领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此外，在技术领域，中日友好医院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研究员尹勇铁对于日本对华ODA结束后两国的合作前景也颇有信心。

　　譬如，中日友好医院是由日本政府提供无偿援助、中日两国政府合作在1984年开院的综合性医院。双方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医学交流。中日友好医院与日本东京大学等十多家医疗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聘请了98名日本专家作为荣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而在未来的技术合作中，尹勇铁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们现在开辟了一些领域，比如第三方研修项目。” 他称，日本目前对于东南亚与非洲国家仍在提供ODA，而中国可以参与其中。中日已经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了三方糖尿病病例会诊，以及举办了中国大陆、日本、中国台湾三地直肠癌病例讨论等医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