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口流出地“扭亏为盈”

　　各地去年人口数据陆续公布。

　　广东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根据《2021年广东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

　　这当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出生率达9.35‰，出生人口规模破百万，助推其人口自然增长维持在57.19万人的水平。

　　排除掉自然增长的部分，广东机械增长的人口仅为2.81万人。换句话说，广东纯粹倚靠流动带来的人口，已站在“零增长”的门口。

　　作为我国的人口流入大省，广东怎么了？也许可以从曾经的跨省流入人口来源地分析一二。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7年，广东省外流入人口中有10.89%来自湖北，属于广东流动人口来源地第三大省。

　　而来自《湖北省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最新数据，2021年末湖北全省常住人口5830万人，增量近55万人。从细分指标来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仅40.4万人，自然增长量还减少了5.09万人。

　　在此种情况下，湖北人口的增长局面全部依赖于60.1万净流入人口，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来人口机械增长最多的年份。

　　此消彼长之间，关于省际人口流动的变化逐一显现。

　　去年，广东省统计局前党委书记、局长杨新洪撰文指出，根据“七人普”数据，广东人户分离人口明显增加。

　　不仅全省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35.28%暴增至2020年48.12%，且就具体城市来看，除东莞、深圳两地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调外，全省城市人户分离人口占比出现了全方位上升。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除东莞、深圳外，中山也首次成为了本市户籍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倒挂”的城市，以1.01倍的比例刚好跨过平衡线。

　　在杨新洪看来，省外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地推动了广东常住人口总量的上升。

　　“七人普”数据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中，外省流入人口（半年以上）达2962.21万人，比2010年增加812.34万人，年均增长3.26%。

　　然而，广东依靠流动人口带来的红利似乎已经出现减弱的趋势。

　　去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量维持在60万人，增长势头仍存，但增量明显下滑——这不仅是近40年来广东人口增长最少的一年，且是多年稳居全国各省人口增量首位后，首次被浙江以增长72万人反超。

　　具体来看，广东的人口增量大部分来自于自然增长。2021年广东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9.35‰和4.52‰。

　　与之相比，同样作为沿海经济大省的浙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仅为6.90‰和1.00‰，而江苏自然增长率仅有-1.1‰。

　　通过机械增长这一指标进一步观察——人口机械增长是指排除掉人口自然增长部分的人口增长，能够直接反映净流入人口的规模。

　　2021年，广东机械增长的人口仅为2.81万人。拉长时间线，广东人口机械增长缩水并非“一日之寒”。

　　自2011年达到251.18万的高点后，广东机械增长人口就在波动中下降，到2019年，该数值已跌至48.62万人，达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近年来，广东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增长两条曲线不断靠近，到2019年，广东自2006年以来机械增长人数多年来首次低于自然增长人数。

　　湖北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形。

　　去年，湖北人口的增加均来自人口流入。细分指标来看，去年湖北出生人口仅40.4万人，自然增长率更是“破零”（-0.88‰），减少5.09万人。在此种情况下，湖北人口的增长局面全部依赖于60.1万净流入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湖北自2000年以来人口机械增长最多的年份。在20余年来，湖北仅有5年处于人口净流入的状态，而在人口净流出的规模上，2000年一年就净流出314万人，成为流出最多的年份；次之是2020年，净流出规模达155.3万人。

　　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分析，这与2020年疫情影响有直接关系。2020年，湖北、特别是武汉曾遭遇严重的疫情影响，大量外出人员无法返鄂，随后疫情蔓延至其他省份，进一步延长了这些人员的滞留，导致一年内湖北净流出人口达到155.3万人的规模。

　　“事实上，去年有专家建议延后‘七人普’时间，避免疫情影响造成数据不准确，一个例子是，2003年经济普查就曾因非典影响而延后一年进行。”叶青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去年湖北人口净流入是一种“回正”。叶青指出，去年一年，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比较有效，仅8月因南京机场关联疫情有过“小高峰”，此后连续5个月没有新增病例。

　　用电数据上，湖北也是仅有的4个没有限电停产的省份之一。一方面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回温，另一方面其他省份的限制措施，推动更多流动人口回到湖北。

　　总的来看，“后疫情”时期的发展，也可能成为湖北吸引人口流入的关键。

　　数据显示，去年，湖北经济总量首次超过5万亿元，排名重回全国第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4.8%，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以1697家创近五年最高。

　　一系列政策意在打造除武汉外的更多人口“增长极”。去年11月，湖北经济第二大市宜昌曾提出“力争5年内实现城区新引进大学生等各类人才20万以上，新增人才总量40万，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100万人”的目标。

　　几天前，湖北赋予仙桃市、潜江市以外的5个县市与省直管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叶青认为，这7座湖北的百强县经济不错，进一步放权目的在于加大发展速度、增加引进项目，劳动力自然就会闻风而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等人曾对近年来全国人口流动趋势进行研究，若参照物理学中中心的计算方法，将不同省份流入人口数量的差异均衡到一个地理坐标上，那么，自2000年开始，省际流入人口重心曾出现过从向东到向西回头的趋势。

　　其中，自2010年开始，“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从分省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市的人口流入占比出现下降趋势，而包括湖北在内的不少中西部省市人口流入占比则有所上升。

　　外界看来，两省人口的变化与省际流入人口重心的迁移关系紧密。

　　在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看来，外来务工人员的回迁可能是广东流入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根据眼下情况推断，广东大概率还将持续面对流入人口缩水，并且是在反复中流失。

　　这一方面源于广东在人才吸引力上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据彭澎分析，对于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广东不断推高的生活成本愈加难以负荷，而在距离家乡更近的二、三线城市则出现了可以与广东匹敌的工作机会。即便两地的就业市场仍存在差异，面对更低的生活成本下，他们在选择工作机会时，可能更倾向于退而求其次。

　　更深层原因，则是近年来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梯度转移，正在逐步带动起更大范围、更广层次的变化。

　　叶青提到电商行业的格局变化。“过去电商比较集中在沿海城市，但由于人力、土地等各项成本都在上升，湖北逐渐成为电商发展重要省份。”

　　他提及2019年落地湖北仙桃的小米产业园落地，如今已吸引超过20家小米生态链企业落地，“因为湖北运输半径最低，到东西南北都是1000公里。”

　　来自阿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部省份淘宝村数量均实现了较高幅度的增长，并进一步强化“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依次递减的空间梯度格局”。其中，紧邻东部地区的中部四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组成了承接东西的第二梯队。

　　而对于广东来说，流动人口减少的趋势或许难以扭转，这既是挑战，也未尝不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