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

　　刚刚走完艰难的2009年，正在回升向好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部分内生动力不强、行业产能过剩、资产价格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金融系统性风险、就业难等现实问题。

　　2009年，中国政府以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使经济率先走出危机。2010年，随着经济回归常态，如何进一步启动居民消费、平衡经济结构、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则亟待破题。

　　面对如此诸多焦点和热点经济话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进入后危机阶段，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潜在风险比金融危机冲击阶段甚至更多，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如果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把握不好，有可能使经济回升向好的形势发生震荡，可能导致经济增速在短暂恢复甚至两位数飙升后再次下滑。

　　核心观点

　　“目前可能还不到加息的程度，短期内加息弊大于利，未来加息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之后。”

　　“楼市和股市价格飙升，势必催生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使经济复苏毁于一旦。”

　　“今年我国肯定会遭遇结构性通胀，不可轻视流动性过剩、居民必须消费品价格上涨等通胀风险。”

　　“估计至少有1000亿美元是短期资本流入所致，显示热钱回流趋势已经形成。”

　　短期内加息弊大于利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复苏，有人开始总结“4万亿计划”的得失，并强烈呼吁尽快退出，否则后果难测、结构难调。您如何看待上述观点？

　　尹中卿：我认为，在后危机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不会像一些人的乐观分析那样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通道。实际上，2010年GDP增速既有大起的风险，也有大落的风险。大起得越快，大落得也越快。

　　如何避免从“V”型回升演变为倒“V”型下滑，甚至陷入“W”型冷热循环怪圈？关键看我们怎样应对。应当本着“无缝衔接，稳定着陆、逐步退出”的原则，把“保增长”刺激政策逐渐转变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控风险”的中性政策，不仅要避免二次探底，同时更要避免经济过热，从而实现“√”型增长。

　　近来，央行两次提高“央票”利率，并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在1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提法没有再出现，这使得一些机构猜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转型的步伐加快。

　　我认为，上述转型应该加快，但是目前可能还不到加息的程度，短期内加息弊大于利，未来加息也应该在发达国家之后。2009年GDP增速达到8.7%，第四季度超过10%，这与高强度刺激政策有关。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导致这次经济增速下滑的内在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消耗资源和能源等问题，反而更加突出。

　　地方融资风险或将致银行“坏账潮”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新增贷款的增量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而这类公司总体负债高，盈利能力低，透明度低，监管难度大，其中潜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有多大？

　　尹中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各地大量兴建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设施，资金除来自中央拨款和2000亿元地方债券外，地方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主要依靠投融资平台。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把基础建设和其他政府活动产生的债务信贷化。据有关部门调查，2009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及其债务迅速增加，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已达3000多个，从银行贷款余额由1万亿元上升到5万亿元，接近2009年新增信贷9.6万亿元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70%以上分布在地级市和县，要么以政府所拥有的土地进行质押融资，要么用综合收费能力保证项目还款。很多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本金很少，但杠杆率却很高，大部分资金使用在自偿能力比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之上，给地方留下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

　　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面临停滞。最后不仅造成政府还款能力欠缺，也会导致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

　　为了避免地方融资风险，当务之急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密切监控投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强化对地方外债指标监测和风险管理，增强制度约束。同时，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制。推动地方政府投融资市场化、证券化，鼓励更多通过债券发行等形式进行筹资。对地方政府债务收支逐步实现预算管理。另外，还要增强地方政府负债行为透明度。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管理信息系统、会计核算和统计报告制度，逐步实现动态监控。

　　楼市泡沫可能“被扎破”

　　《中国经济周刊》：央行最近表示，2010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今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是否会继续加重？

　　尹中卿：这些年来，房地产和股票构成资产的主要内容，2009年，中国楼市和股市均出现爆发式飙升。就房地产市场来说，2009年杭州市出让经营性用地收入超过1200亿元，北京和上海也均达到1000亿元，全国已达到1.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各地地王层出不穷，房价持续快速攀升。股票市场则经历了暴涨暴跌。由于特殊国情，虽然不能用一线城市房价以偏概全，但房地产市场过快飙升表明楼市出现泡沫已是不争的事实。股票暴涨暴跌也表明正是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股市缺乏坚实依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说明，资产价格上涨是造成通胀预期的重要推动力，楼市和股市价格飙升，势必催生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导致虚拟资本过度增长，投机交易持续膨胀，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既然是泡沫，就很容易被扎破，最后必定会破灭。如果今年房价还像去年一样飙升，无疑会激发很多社会矛盾。许多人担心我国步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尘，因资产泡沫破裂导致资产价格崩溃，不仅使经济复苏毁于一旦，而且会打断高速发展进程。

　　所以，要抑制资产价格过度膨胀。通过适度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增加股票保证金交易限制、提高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条件、实行差别化利率调整等政策工具，对2010年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暴涨进行制约。

　　同时，借鉴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政府直接入市提供住房供给的做法。政府直接参与开发一级市场，给那些有工作但是没有买房子的人提供住房。对第二套以上的带有投资和投机性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实行有效的风险控制。通过税收杠杆调节二级市场投资，平抑房价。

　　结构性通胀肯定会“不期而遇”

　　《中国经济周刊》：近期，蔬菜、食用油、水电等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涨价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出现通货膨胀的担忧。这是否预示着通胀的前夜到来？

　　尹中卿：2010年，我国肯定会遭遇结构性通胀。近段时间来，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通胀是否来临，如果来了通胀率有多高？一些人认为现在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农业连续6年丰收，国际粮价又处于低位，断定我国不会发生明显的、剧烈的通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流动性过剩、输入型通胀、资产价格飙升、居民必需消费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风险。

　　实际上，目前许多公用事业服务价格还没有到位，居民必需消费品也会出现结构性涨价。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迅速，支撑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并不能齐头并进地同时满足高增长的需要，我国经济会不时因为某些资源和某些产品供给不足从而价格上升，进而推高价格总水平。如果出现某些影响农副产品生产因素，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全球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也会传导到国内，从而引起输入型通胀。美国和欧洲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形成新一轮输入型通胀压力。国际原油价格伴随着经济复苏和美元疲软，已从2009年初不足40美元/桶反弹至80美元/桶。对外依存度高的大豆、油脂等产品的进口价格，对于CPI有重大影响。原材料、矿产品价格迅速飙升，对工业品成本影响巨大，对PPI也将起到明显推升作用。

　　虽然通胀预期本身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但这种预期可以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管理好通胀预期，就是对未来可能来临的通胀给予高度关注，通过宏观调控需让公众相信，未来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在通胀到来时，将它的危害减到最小。

　　另外，在政策方面做一些更灵活、谨慎的渐进式调整，使政策显得更稳健。密切关注和监测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初级产品价格变化，有效解决结构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

　　热钱回流趋势已经形成

　　《中国经济周刊》：进入201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都有退出的可能，热钱的流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尹中卿：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由于看好人民币升值空间，加之美元利率持续走低，许多银行、企业、个人等涉汇主体倾向于将境外资产调回并结汇，其中不乏部分境外投机套利资金假借贸易、个人、外商投资等渠道，采取分散、渗透的方式，大举进入我国。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曾出现一些境外短期资金流回去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回暖，又有许多热钱重新涌入我国。从2009年底外汇储备数字来看，贸易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共计新增2861亿美元，与外汇储备增量进行比较，可发现其中还多余1670亿美元。如果扣除服务贸易、外汇储备投资收益、货币折算等因素外，估计至少有1000亿美元是短期资本流入所致，显示热钱回流趋势已经形成。

　　按照以往的经验，热钱流入会使我国外汇储备上升过快，从而使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多压力。国际热钱加速流入还会加速泡沫泛起，导致股市和地产市场价格高涨。一旦出现大规模资金流出，股市和楼市又可能受到冲击，出现剧烈波动，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