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在今年3月就撰文指出(参见我们3月17日的报告《民工荒的原因和启示》)，由于劳动力年龄开始老化，中国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拐点，供给逐步趋于紧张，因此将出现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的趋势。近期涌现的富士康事件(基层员工涨薪高达1倍)、广东本田事件(涨薪近1/3)，实际上都印证了我们的这一判断。未来将有更多厂商的工资将不得不上涨，同时更多企业迁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这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会迫使中国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倾斜，对于中国经济有着深刻影响——有利的方面包括消费的上升(尤其是中低端消费)，资本品的需求提升(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口)，中西部发展得到促进，以及服务业发展加快。负面的影响则包括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尤其是近期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已明显放慢，企业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来消化成本上升的难度加大)，长期通胀压力上升，以及经济增长放慢。

　　然而，需要指出，以上因素乃是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但短期内我国明年可能出现较大的周期性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源于4万亿投资项目的逐渐完工使得很多暂时性就业岗位消失，而近期制造业工资的上涨以及各地较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使得企业雇佣行为变得更加谨慎。如果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紧张使得政府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联程度减弱，则造成决策反应滞后的风险更甚于09年。

　　一：人口红利导致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抑制中国消费

　　过去多年，中国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过低，核心因素有三点：

　　首先，经济成果在雇主的利润和员工工资之间的分配很不均匀，更有利于雇主。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53%下降至目前的 39.7%，远低于美国的57%，日本的51%，而期间其他国家这一比重多数保持平稳；而同期企业盈利占GDP的比重从19%上升至31%。此外，生产税金占比也高达15%，高于多数其他国家，导致居民没有钱花。这一现象主要根源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比自 1980年来一直上升，使得劳动力供给极为充裕。

　　其次，居民收入分布差异过大，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目前已达0.47，在主要国家中处于高位)，导致财富过于集中在消费意愿低的高收入群体中。这也是人口红利充裕的后果——越是低层的劳动者，收入增长就越慢，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最后，房价高企和社会保障匮乏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高，居民储蓄率高达38%，居各国之冠，有钱也不敢花。

　　这一系列因素压抑了中国的居民消费，消费率(居民占GDP的比重)仅有37%，大幅低于人均GDP与中国类似的国家。

　　二：劳动力市场正发生结构性转变

　　然而，正如我们早在4年之前就指出的，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2015年进入拐点，人口红利目前已逐步衰微。一个典型的特征，是我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已从1990年代初的25岁，上升到目前的35岁，接近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也仅余下5千万左右，而且多数处于内地区域。

　　在这一劳动力市场接近拐点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两大趋势：首先，继近期的富士康与本田之后，更多厂商的工资将不得不上涨，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因为沿海地区的工人供给紧张局面更突出。其次，更多企业倾向于迁移到内陆地区，因为当地劳动力及其他成本依然较低。我国沿海出口导向的省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了马来西亚、泰国等出口竞争对手。而内地省份人均GDP却不到这些国家的一半，这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只是需要企业去内地发掘。而且近期内地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也将促进产业的转移。

　　此外，我们发现，越是出口导向型的区域，劳动者报酬占比越低，我国东部地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西部低了7个百分点，比中部低了3个百分点 。未来随着东部工资的加速上升，以及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可以预见这一比例在不同区域将趋同。这对于中西部的企业有利。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短期内对于通胀影响可能较小，原因在于，目前的工资上涨多发生于出口相关制造业，这些行业产品属于国际定价，企业暂时很难将成本上升传导到最终产品上。因此，高企的工资将吞噬企业利润，企业也有更大的动机迁移到内地相对便宜的区域。然而，从长期来看，2015年人口结构拐点来临之后，全国范围的工资上涨也将涌现，引发通胀压力上升。

　　三：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对于中国经济有着深刻影响。

　　有利的影响包括，消费的上升(尤其是中低端消费)，资本品的需求提升(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口)，中西部发展得到促进，以及服务业发展加快。负面的影响则包括资本回报率的下降，长期通胀压力上升，以及经济增长放慢。

　　中国劳动者报酬仅占GDP的39.7%，在主要国家中处于低位。伴随工资的加速上升，这一局面将会变化。因此，中国目前偏低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将上升，促使经济对于外需的依赖程度减轻，增长也更为平衡。

　　制造业企业向内陆的转移将带动内地经济增长，使得区域增长更加平衡。内地的房地产与服务业也会因此受益。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将更倾向于用资本品替代劳动力，这也会使得机械设备行业获益。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上升，意味着挤压资本在经济成果分配中的占比，导致资本回报率降低，因此对企业盈利不利。尤其是最近两年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已明显放慢，企业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消化成本上升的难度加大，利润增长将被明显挤压。

　　贸易品行业的工资上涨最终将传导至非贸易品行业，因为后者的国内定价能力较强，这会导致非贸易品与贸易品比价的上升，也就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服务业将从中显著受益。然而，通胀压力也会因此显著上升，不仅来自于全国范围、跨行业的工资上涨，也来自于城镇化会进一步降低可用耕地。最后，劳动力供给的偏紧，以及劳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将拖慢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

　　这一局面可能对股市表现不利。国际经验表明，股市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阶段(所谓经济转型期)，通常表现一般(图表13)，不及经济开始转型前，以及经济转型成功之后阶段的股市表现。譬如日本也曾经历过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的阶段，之后60年代开始主动进行经济转型，这一比率从 1961年的39%，提升到1983年的55%。然而，1962~1983的转型阶段日本股市年均涨幅仅有个位数(9.7%)，大幅低于劳动力报酬占比上升前的阶段(1950~1961年)股市年均23.9%的涨幅，以及劳动力报酬占比稳定后(1984~1989年)股市年均27.5%的涨幅。劳动力报酬占比上升前，企业在收入分配中占比高，资本回报较高，有利于股市上涨；而当劳动力报酬占比已达到顶点企稳，通常也伴随着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完成，譬如日本在1983年居民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占GDP比重上升至55%)，服务业成为最主要的产业(占GDP比重上升至57%)，同时出口产业也以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主导(机械设备占出口的比重上升至60%)，且创造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品牌，如索尼、丰田等，因此股市表现也不俗。韩国也有类似现象。因此，中国劳动者的崛起过程，对股市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尽管对其中的部分板块，如中低端消费品、服务业、机械设备行业，以及中西部板块有利。

　　然而，需要指出，以上因素乃是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但短期内我国明年可能出现较大的周期性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主要源于4万亿投资项目的逐渐完工使得很多暂时性就业岗位消失，劳动力市场待就业人口显著增加，而与此同时最近众多制造业企业在富士康事件后纷纷被动涨薪，各地政府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了最低工资，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刚性，使得企业雇佣行为变得更加谨慎，届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现象凸现(参见附录，2011年劳动力市场供求估算)。

　　我们应当警惕这一风险：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可能使得政府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联程度逐渐减弱，造成政府决策反应滞后的风险更甚于09年。到了今年4季度经济增速跌至7.5%，但失业压力仍未暴露出来，政府至少8%的经济增长才能解决就业的观点发生变化，从而对经济增速的放慢有更大的承受能力。这使得政府决策反应滞后的概率更甚于09年，这样到了明年下半年，基于我们上面提到的原因，出现较大幅度的失业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届时政府即使意图再次刺激经济，其刺激能力也大不如前——因为财政赤字已大幅高于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同时去年的信贷大幅扩张多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实际的政府债务负担也大大增加，削弱了再次使用财政和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能力。

　　附录：2011年劳动力供需展望

　　4万亿投资计划的就业效应显著，但主要拉动暂时性就业：评估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常用的指标是投资的就业拉动系数，即“新增单位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投资的就业效应，可以分为阶段性效应和长期性效应。阶段性效应是指投资项目建设期间创造的就业岗位，一般随着项目建设的完成而消失，又称为项目性就业。长期性效应是投资项目建成后创造的就业岗位，也称为生产性就业或运营性就业。国家发改委社会所研究报告的估算显示，4万亿投资项目创造560万长期就业机会，同时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创造暂时性的阶段性就业岗位近5000万个。按此推算，4万亿投资计划在2009-2010年可解决2500万人的暂时性就业。

　　2011年劳动力供需估算：2011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峰值约758万人，加上过去每年600~7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预计 2011年新增就业人口1400万左右。此外如果考虑4万亿投资项目结束后，从事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近2500万人也将相继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供给则可能增加3900万之巨。而对于劳动力需求，我们的估算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达0.14，即GDP每增加1%，将新增就业近110万，根据我们的估算，若2011年经济增长7.5%，则新增就业机会仅略高于800万。因此，失业人员可能因此新增3100万，加上目前近900万的城镇失业人员，2011年中国城镇失业人员可能高达4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