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深圳，暴雨如注。这个一度承载中国经济和南下者梦想的新兴城市，似乎从不缺乏暴风雨的袭击。而长期以开放桥头堡和“代工王国”著称的珠三角，早已身处转型重压之下，风雨欲来。

　　二十多天前，由这里发轫的新一轮加薪潮、外迁潮和招商潮，开始在珠三角地区蔓延，并深度延伸至更广的范围。顷刻之间，这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和漩涡。

　　一周以来，南下深圳、东莞等地，实地探访珠三角地区企业真实的生存现状。“加薪潮——外迁潮——招商潮”这一貌似严密的逻辑演进，究竟是否真如外界所推理？这一群中国最为活跃的民营企业群体，如今面临怎样的真实困惑与抉择？曾经作为“世界工厂”最为华丽和活跃“生产车间”的珠三角，前路何在？

　　资源争夺：激增的地方招商团队

　　珠三角的民营经济，是全国各地招商必争的目标

　　6月25日，深航大酒店，一个名为“二十城市招商推介暨项目对接洽谈会”收费性论坛上，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招商官员，占了压倒性多数。进行现场招商路演者，分别来自安徽蚌埠市、四川成都市、黑龙江省大庆市等八个城市。

　　路演仅仅是最基础的招商互动节目。在论坛午休时间，本报记者注意到，重庆为参会企业备下了一桌好酒好菜，浙江嘉兴安排的歌舞晚宴则已着手彩排。

　　有意向外扩展投资的企业在这里所受礼遇，用“殷勤”来形容并不过分。作为参会企业，深圳市南方创立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即在会后遭遇了轮番轰炸式游说。招商代表们使出浑身解数，竭力表现当地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人力成本优势、硬件设施，而底牌则是“政策优势”，包括地方财政税收返还、土地出让价格等。

　　这只是近期深圳招商潮的一朵浪花。在深圳街头，临近主干道的高端酒店，不论是大堂指示牌还是外墙电子显示屏，不间断更新变化的是各种各样的“某某省招商恳谈”或“某市某区与某商会联谊会”。名号繁杂的“产业对接会”、“招商恳谈会”，近期在深圳市区各大高档酒店里，如同走马灯一样喧嚣异常。

　　“地下活动”同样异常活跃。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城市的招商局或产业园，还有分工负责深圳招商项目的负责人，每日游走于深圳各种社交场所。“近期同行的‘会车’几率相当高。”某市商务局招商官员笑言，“甚至是中午刚一起吃过饭，下午在某个咖啡厅又撞上了。”

　　本报记者在深圳探访调查期间，亦偶遇几拨河南省各个级别的招商团队。

　　不仅政府，民企招商团队同样在这里聚集。在深圳偶遇的郑州西雅图创新产业园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即冲着“外迁潮”而来。

　　新一轮的招商潮，直接推高了招商成本。深圳近期的酒店，不但不打折，还经常满房。论坛现场的5分钟路演，主办方的要价，就动辄上万块。

　　“因为深圳‘加薪’了，才让‘招商潮’显得格外热闹。”成都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项目官员曾颖透露玄机。在她看来，即便是没有加薪，珠三角地区的招商竞争强度，也是国内任何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这位浸淫招商多年的政府官员有自己的一套“招商经”——北京多是央企或大型国企，一个公司的老总是无法决定投资的；而上海经济最为活跃的元素是外资企业，投资拍板的事往往在中国区搞不定；于是，珠三角的民营经济，是全国招商必争的目标。

　　实地探访：涨薪潮起与蔓延

　　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经引发了工人薪水上调，接下来更大面积的工人加薪将不可避免

　　来自各地招商团队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加薪潮”的暴风骤雨，引发了这轮“招商潮”的前赴后继。

　　本报记者获悉，甚至有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催促”当地招商队伍南下。6月11日，河北省邢台市发出了一份工作简报，称珠三角地区加薪的连锁效应，将引起当地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产业的北迁，请各县(市区)抓住这一次机会派人南下招商，力争引进一批企业入驻。

　　外界闻风而动，而处于核心地带的深圳企业，其加薪潮的真实状况如何？

　　6月9日，深圳市政府宣布，从7月1日开始，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1100元/月。此前特区内最低工资标准为1000元／月，特区外的宝安区、龙岗区，是当地加工制造业最密集的区域，其最低工资标准为900元／月。今年5月，深圳关内关外一体化方案获中央批复，意味着工资统一为1100元／月。

　　据本报记者调查，深圳、惠州、东莞等地的大部分制造企业已经给员工加薪。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企业反馈，他们的加薪，并非像外界所知的，是由深圳市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或某家大企业的加薪而引发，早在此前，他们已经为员工上调工资，且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幅度约为8%。

　　深圳加工贸易协会会长、港商陈永汉表示，目前深圳加工贸易企业流水线上的工人，月基本工资在加薪后平均约为1180元，加上加班工资每月至少可收入2000多元。工厂的班长、组长、科长以及工程部技术工人等加薪幅度更大，最少都增加了500元。以前每年工人也加薪，但是幅度没今年大，大约为4%左右。

　　作为一家以油墨涂料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深赛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民，同样并不认可这轮加薪潮是由个别企业引起。早在政府宣布涨薪之前，该公司就已经完成了加薪。根据他的观察，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和产业升级所需，是加薪潮的根本原因。

　　“今年怪异的是，金融危机过后，订单呈报复性反弹，包括我们企业在内的不少玩具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国庆节之后。” 深圳市玩具协会副会长、皮皮熊董事长扈蓝天给用工荒导致薪水上涨以佐证，“订单太多，自然带来了用工紧张，现在用人确实不好招，只能提高员工薪水。”

　　据了解，香港厂商会近期对“珠三角”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受访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更多人看来，从今年春节后，由于沿海大量缺工已经引发了工人薪水上调，接下来更大面积的工人加薪将不可避免。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方式将其价格压制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低价劳动力造就了珠三角“中国制造”的巨大竞争力和奇迹。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一向被认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现在正面临短缺。而随着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价格势必会被重估，而这一股浪潮已在珠三角等东南沿海一带“登陆”。

　　内外交加：“珠三角”再临困境

　　汇改、退税同时“动刀”，加工企业压力巨大

　　在珠三角内部面临涨薪压力的同时，外部的政策环境亦遭遇突变。

　　就在本报记者赶赴深圳等地调查的前几天，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当时市场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弹性将有所增强，但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但到7月1日，作为人民币“官方”汇率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再创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宣布重启汇改以来短短9个交易日，“官方认可”的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达0.61%。两周来人民币的升值明显超出预期。

　　祸不单行。6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决定从今年7月15日起，取消406个税号的产品出口退税。此次取消出口退税的产品主要分成6大类，而此前，这些产品都享受5%到17%不等的出口退税率。

　　中国重启汇改和取消出口退税，使得珠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感受了阵阵寒意。

　　“虽然早有预想，但还是感到了压力。” 东莞市外贸企业协会副秘书长黄新文告诉记者，央行宣布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2005年7月21日，当天人民币对美元就升值2.1%至8.11元，随后三年间，仅家具行业，广东倒闭企业就达3000家之多，至今心有余悸。

　　据黄新文估计，汇改、退税同时动刀，加工企业压力巨大。年初至今，劳动用工成本普遍上升了20%，利润点卡在3～5个百分点。此前企业普遍预计，币值上升5个百分点，可通过退税维持，现在看来，原有营收模式再也无法维持。

　　广州台协会长程丰原则透露，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珠三角的多数台企还能够忍受，但升幅达到5%，则会有很多出口型台资企业将陷入艰困状态。

　　据当地人士分析，一些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将会面临迅速下滑的局面，其中，服装和鞋类出口将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

　　这意味着，对于珠三角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或者改换门庭将目标瞄准国内市场，或者坐待利润遭蚀。

　　外迁矛盾：精细的成本博弈

　　财税政策、主力客户外迁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对产业转移的巨大促进作用不容小觑

　　涨薪压力、财税政策变局等因素，究竟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撬动珠三角企业的大量外迁？

　　一个时期以来，外界不少观点认为，涨薪潮直接造成了珠三角企业的外迁。但本报记者在珠三角的深入调查，却否定了上述观点。

　　不同产业领域的生产型企业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涨薪固然存在，但却绝非外界所揣测对诸多加工型企业是“致命打击”。扈蓝天告诉记者，此轮加薪，尚不及2007年珠三角那场用工荒接连两次加薪时的处境艰难。

　　深圳市深赛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民同样对本报记者表示，涨薪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珠三角加工型企业“外迁”，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诸如他的企业，用工成本在生产综合成本之中所占比率，只有15%左右。

　　尽管涨薪并非核心因素，但外加财税政策、主力客户外迁等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对产业转移起的巨大促进作用却不容小觑。作为台商，已来郑州投资发展的西雅图台湾商会会长陈惠松对此剖析得一针见血：“珠三角等沿海不少企业向内陆迁移，涨薪和劳动力仅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出口利润趋薄和受阻使得这些企业将目光瞄准了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工业化正在经历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的趋势变化。”

　　然而，在趋势之外，这些企业眼下的现实处境却是两难境地：内迁，距离主力客户太远。不内迁，又面临用工和其他成本增加问题。当然，如果主力客户内迁，那是最理想的局面。

　　“内迁会比在深圳环境中节约劳动力、土地、生产要素成本等多方面成本。但是，每个老板脑子里装的第一意识，永远只有赚钱，而不是省钱。客户在哪里，供货商的生产车间就在哪里。而且，内迁还有政府环境不佳增加企业发展成本的风险。”刘国民的话，可谓代表了一部分企业的心态，“不过，大型的加工企业带头内迁，是加剧整个行业内迁的必要条件。”

　　调查中，记者发现，成本重压下，珠三角地区能够大块松动转移的产业，仍旧是医药、商贸、服装、鞋业、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而言，因涨薪或其他成本压力下的电子类的产业转移较难。)

　　据了解， 2008年9月，深赛尔在河南信阳投建了生产基地，时至今日尚未全部建成。不过如今随着主力客户的部分内迁，该基地建设开始加速。但即便如此，该企业仅仅是部分产能迁移，并未整体迁移，且信阳只被定义为分公司。

　　据调查，南方创力科技、帝光集团均是与电子科技产品加工相关的企业，且“已在外埠有发展项目，或正在筹备迁移”。但在记者采访中，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对是否存有向中国北部地区渗透或对制造环节整体迁移的打算，均持否定态度。

　　“即便是做手机拼装的小贩(指小工厂)，估计也不会乐于北迁。他在深圳跑一趟‘华强北’(深圳电子产品贸易市场)，不但所有的零配件都可以买到，而且他组装的手机还可以顺利地卖掉。这是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优势。”成都驻深办的曾颖说。

　　事实上，客观而言，任何企业都不会盲目挪窝，决定企业外迁的，绝非仅仅是用工成本增高。企业是否挪窝，除用工成本，还须同时计较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场的就近性、栖身地的商业环境、市场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资条件、资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务能力等一系列复合因素，须作综合考量，才会慎重作出去留之策。

　　99度到100度：

　　谁是逼迁的真正稻草？

　　产业转移的真正原因，是珠三角“腾笼换鸟”产业布局政策的导向变化

　　事实上，在上述因素之外，对于更多企业而言，视为心头大患的则是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逼迁因素。正是这一压力，直接导致了当地企业外迁转移的紧迫压力与实际需求——“腾笼换鸟”。深圳的企业普遍对本报反映，产业转移最为根本的核心，还是来自于珠三角“腾笼换鸟”这一产业布局政策的导向变化。

　　“腾笼换鸟”是中国经济大省广东2007年提出的对产业调整、升级的形象说法，即促使劳动密集型、低增值的传统制造业迁离珠三角，以“腾”出空间发展高增值产业。

　　扈蓝天的皮皮熊，是第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玩具品牌。记者赶到深圳的时候，她还在拟订与周口市商水县政府对接动漫产业园的项目方案。扈蓝天称，他们去商水投资建厂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现实之中的玩具代工企业，已经满足不了订单的需求。但是，她的主观倾向是在深圳附近设厂，她对深圳的发展环境很留恋。可深圳连年提升的高地价成本、高基础设施使用成本，乃至“加薪”，在其看来都是“腾笼换鸟”政策导向落地的手段。

　　“我们不想走，可是产业政策逼我们走。我认为，深圳将玩具业定义为传统型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赶走我们是非常不明智的。”扈蓝天对“腾笼换鸟”颇有微词，但亦无可奈何。

　　而深圳九同鑫投资总经理梁先平则认为，客观评判深圳产业政策导向变化，应该尊重它的发展历史。据梁的观察，深圳能有今天的发展局面，得益于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经历的趋势性变化。

　　“首先是从大规模引进港资，到外资来源扩大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利用‘三来一补’企业的溢出效应，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在梁先平看来，如今即将面临第三步，即以产品加工、贸易、科技成果、资金和其他资源为纽带，通过内地、深圳、海外“三点一线”的联合模式，共建出口加工基地，携手走向国际市场，使深圳和内地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最终，从与香港建立“前店后厂”的产业合作关系，到共建世界级大都市。

　　梁认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来一补”企业，它们多是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内地的港资或台资代工型企业。因为只赚加工费，从而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甚至只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已。但是，30年后，这些企业的占地面积与赋税率已经是格格不入。更何况，它解决的不是深圳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内地采购的辅料，也是有限的。那么，呆在这里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但是不断增加的现实压力，却成为逼迫多数珠三角企业逐渐外迁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