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对珠三角制造业的人力资源经理而言，是一道坎。

　　先是6月初，富士康宣布涨薪30%-60%。“所有人力资源经理都盯着他们。”在深圳宝安区石岩镇一家工厂的招工负责人任先生看来，富士康此举对整个加工制造业的用工成本已经构成了风向标式的巨大压力。

　　随后，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纷纷赶在7月1日前密集出台，成为加剧新一轮民工荒的又一根稻草。“7、8两月原本就是招工淡季中的淡季。”任先生感叹说，涨薪已然是大势所趋。

　　然而，可怕的不是涨薪，而是涨薪之后仍难解脱的用工之困。多家企业招工负责人都表示，今年春节后返工的民工潮却远没有预期的旺盛，并且看起来“明年春节后情况还会更糟”。

　　围绕着中国制造的两大竞争力要素——充沛的劳动力，廉价的用工成本，正在或明或暗地走向一个关键的拐点。

　　“中国有可能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这之后，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将推进实际工资上涨，并提升工资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是意义深远。”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对本报记者表示。

　　自发的集体议价

　　深圳富士康的加薪举动，已经引起了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地震”。“领航者”破坏性正在发酵，而“工资集体协商”已实质在珠三角各大人才市场有了微妙的体现。

　　7月初的东莞厚街镇以及其它各镇，来自全国各地“找工”的农民工自发地以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为单位组成团，推选一名代表，站在人才市场过道、抑或街道路边，听候招工企业负责人轮番的竞争“演说”。然后集体分析演讲人抛出的各种条件利弊和真实性，继而由代表针对企业进行“问话”，并提出自己这个“团队”的要价。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作出决定，自己这个“团队”到底跟谁走……

　　场面经常很混乱，一边是成功招到人的企业刻不容缓地张罗车辆把人拉走，一边是一时的失利者向人群继续其声嘶力竭地喊话。很多时候，企业的招工演讲者一整天都颗粒无收。

　　涨薪潮的到来，微妙地提升了“找工”人群的议价能力。而相似的一幕，已经成为今年以来深圳宝安、东莞茶山镇等珠三角大型人才市场常见的景象。

　　任先生不久前为公司招到的70名工人，就是通过上述方式“胜出”的。任先生略有成就感地告诉记者，当时招工现场还有富士康、创维等“大公司”，由于经常照面，招工负责人相互之间都已经十分熟悉。

　　“我当时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第一个上去演说，结果最多的那个组70人就跟我走了。当时其他招工的就急了，因为最近一下能找到这么多人的机会不多。”任先生有些苦涩地笑了笑说：“大家招工压力都很大。”

　　制造业布局生变

　　6月8日，深圳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该方案宣布自7月始，深圳市关内外最低工资标准将统一提高至1100元／月，关内外涨幅分别达到11.4%和22%。这也创下了深圳历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最高幅度。

　　“最低工资标准并不等同于实发工资，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770元，该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实发工资（包括加班费）肯定高于该市制定的最低工作标准。”东莞市一家台资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珠三角每月770元的实发工资肯定招不到工人。

　　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同时，劳动力成本正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新的吸金石。

　　不仅仅是“代工帝国”富士康，富士康的最大对手伟创力，也早就开始做了战略转移布局。

　　本报记者从江西赣州市了解到，伟创力将在赣州投资建设一座1万人的电源工厂，主要原因就是当地用工成本比珠三角每月每人低约500元，而同时又处于传统劳动力输出地。

　　伟创力电源业务董事长Bob Roohparvar说，伟创力的中国工厂布局正向内地迁移。

　　富士康发言人刘坤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深圳厂区的45万员工中有84%符合调薪要求。按此估算，待2010年10月份加薪落实之后，其深圳厂区每个月增加的员工基本工资支出为4.158亿元，一年将近50亿元。但是这一额度将随着富士康的撤出而急剧减少。

　　富士康内部人士表示，富士康从深圳撤走部分事业部已是事实，比如手机事业部搬至天津、电脑事业部搬到成都和武汉等。而对于传出的在郑州新开工厂的事，其表示确有此事，但规模没有30万人。

　　Intelbras（巴西英特尔布拉斯通讯端子工业公司）是巴西最大的电话机和交换机生产厂商，其70%的产品来自大中华地区，其中45%从大陆市场直接购买，2009年在中国的采购金额达到1.5亿美元。

　　原本打算今年在中国增加10%采购额的Intelbras业务发展经理黄安（Juan Carrill）发现，新增的10%采购额可能将被消化在普遍上调的订单价格里。

　　“如果价格下不来，我们有两个措施：我们已经在越南等其他市场寻找新供应商，同时我们也考虑只采购零配件，运回巴西再做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