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从昔日时光去找灵感？毕竟高级定制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最美好、最高贵的回忆也留在了过去。虽然今天的高级定制服比半个世纪前昂贵不少，今天的发布会上还会出现巨大的金色狮子之类的奢华道具，但人们仍不免追忆往昔那一个个渐渐远去的身影—害羞而不善言辞的设计师，收入低下的矮个模特，笑容可掬的高级店员，以及谨慎地在更衣间里打量着自己的名媛贵妇—高级定制王国的臣民们已经长眠于地下。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年代。它刚好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60 年代的时尚大转折开始之前。”伦敦V&A博物馆高级策展人Claire Wilcox 这样评价高级定制服的黄金时代，1950 年代。从那时起直到1960 年代，巴黎的定制时装屋每天下午会对外开放，展示他们的当季系列。Christine Dior先生待人友好，身上散发出铃兰香气。他那些漂亮的服装是专为巴黎女人设计的。相对而言，Pierre Balmain显得稳重居家—当然，你也不能忽略名流Alice B. Toklas对他的青睐，他正是因此而声名鹊起。

　　一年两次，名流们从欧洲和美洲大陆纷至沓来，在巴黎各大时装屋的沙龙里济济一堂。比起今天来，高级定制服的顾客的数量要多得多，当然，高级定制服本身的价格也比今天要低。作为一名供职于巴黎《先驱论坛报》，周薪60美元的记者，专栏作家Mary Blume 当年还是在Balenciaga 时装屋买到了不少衣服。当然，它们并非最昂贵的款式，但却能在她参加面试时巧妙地掩饰她的“小肚子和微微颤抖的膝盖”。

　　然而，穿高级定制服，光有钱还不行。为了对得起设计师的心血，女人们必须对自己严加要求，无精打采的站姿、笨拙的举止都是不允许的，要是不戴帽子和手套，那绝对是对设计师的一种侮辱。高级成衣的概念还没有发展壮大，女人们比如今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因为她们无法用一个简单数字或者字母来概括它。“几十年来，我一直不习惯穿不合身的衣服！”Christian Dior 的御用模特Svetlana Lloyd 直到今天还在抱怨。

　　她是一个风韵犹存的老妇人，她的发型仍像当年一样纹丝不乱。因为她曾为Dior 先生工作，人们依然尊敬她。但是没人会再把她的抱怨当真了。连NanKempner 也去世了，如今谁还能不靠造型师的帮助，自己挑选衣服？归根结底，高级定制服的黄金时代早已远去。当然，就像Dior 的第一个系列一样，回忆永远是美好的。

　　1950 年代谁是高级定制服的大师？谁是他最称职的衣架子？Christian Dior 御用模特Svetlana Lloyd 记忆中的Dior 先生，以及每天只工作两小时的自己。

　　Svetlana Lloyd 最出名的照片拍摄于1957 年的夏天的巴黎。那一年她20或21 岁，一群来自《Vogue》和《Tatler》的摄影师围绕着她和另外八位身着Christian Dior 服装的模特。

　　那也是Dior 先生设计的最后一个系列。几个月以后，他死于心脏病，终年50 岁。意外的悲剧为这组照片蒙上了特别的意义。今天，Lloyd 坐在她位于伦敦肯辛顿的那间洁净无瑕的公寓里，指着照片上的每一张脸，琢磨着她们还是否健在。

　　“穿白裙子的是Victoire，她还活着。她是Brigitte Bardot 那种类型的模特，有着蜂腰肥臀部。而且她很矮，和我一样矮，只有5.5 英尺(约167cm)。”“穿粉红的是Simone，她也还活着，有一个孩子。”

　　“穿黑色晚礼服的是Lucky， 她好像已经去世了。她有很多情人。”

　　她又指着照片上的长手套说道：“我们在晚上戴夜礼服手套，白天换鸡尾酒会手套，长度只及前者的3/4。Dior 先生从没做过齐手腕的手套。”直到如今，她依然梳着一丝不乱的发型，和半个世纪前如出一辙。

　　Christian Dior生逢高级定制的黄金年代。按他的说法，他的花冠系列只是为了让擅长交际的小部分妇女展示她们的优点。他是个外表普通，嗓音尖利的男人，为人很内向。“Dior 先生不喜欢触摸模特，他用一根棍子代替手指。”Svetlana 回忆道，“他喜欢吃巧克力，尽管体重超标，还患有糖尿病，他却总在抽屉里藏着巧克力。他喜欢用纯羊毛，坚持亲自熨烫和裁剪，但他从不动针线。”

　　“他是第一个设计出无袖花呢上装的设计师，而且他从来不把下摆烫平。他觉得那样做 很粗鲁，他宁愿轻轻地把它折好。当然，在那底下会有大量的支撑物。”她笑道。

　　“每件衣服都带有胸衣，所以你只需要穿上腰带和袜子，再套上衣服，就得到了Dior 先生想要的身材。”

　　在另一张照片上，Lloyd 在沙龙里展示服装，和影星索菲亚？罗兰一起坐第一排。她从来没有同光临Dior 试衣的明星交谈过。“但我们给Marlene Dietrich和Olivia de Havilland 做过试穿展示。”她说。

　　Lloyd 的父母在十月革命期间逃出俄国，在埃及定居。他的父亲成为法鲁克王的宫廷画家，母亲则做起了针线工。她出生于埃及，14 岁时被送往英国Tunbridge Wells 的一家寄宿制学校学习芭蕾。离开学校后，她当过芭蕾舞演员，但有一天在溜冰时不慎摔坏了膝盖—对于上场慌的她而言，这可能倒是一种解脱。

　　“失业以后，我想我应该去巴黎呆几天。”她说。就这样，她路过了Dior的时装屋。“我会说法语，我直接问他，能不能在店里找份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被一位女士带到一边，试穿了一套衣服，接着又被送到Dior 先生的工作室里。他说‘：嗯哼，还不错，不是吗？’那位女士说：‘哇！你是个苗子，明天早上你做做头发，下午2 点半再到这里来。’我问，来做什么？她说：‘当然是做时装模特！’我问：‘怎么做？’她说：‘走来走去。’”

　　后来Lloyd 才知道，Dior 先生很欣赏她那笔挺的背部。“那个年代的模特和现在相差很大。”她说，“在巴黎，我们这行被称作人体模型。我们只能为一个设计师工作。在Dior，我们总共有15个人。我们每天从后门进去，像工厂女工那样打卡，接着脱得只剩内衣，穿上白色便服，开始工作。”

　　一年有两个礼拜，设计师向时尚编辑、买手和温莎公爵等贵宾展示新一季的定制系列，上午10 点和下午3 点各发布一场。现场有个“报幕员”，她先报出每套衣服的名字，接着人体模型就穿着这套衣服走过每个房间。当时还没有猫步。“要用很庄重的步子来走。”Lloyd说着边演示起来。走秀结束后，这一季的衣服都向客户开放展示。交易常常在下午3点到5点之间进行。

　　每件衣服都会按指定穿着的姑娘的身材调整到最合身，这个工作需要六个星期来完成。“我们穿着自己的紧身内衣。裁缝会走过来说：‘Svetlana，我们今天来量量你的尺寸。’我们的腰都很细，大概在20 到21 英寸之间( 约50.8cm-53.3cm)。但我记得Dior 先生经常对裁缝说：‘腰再收得紧一点！’干完这个，我们就坐着边等边聊天。所以你看，除了走秀以外，一年中其余时间，我们每天只工作两小时。”

　　模特是否受到超级巨星那样的待遇？“当然不。”Lloyd 说，“但Dior 先生对他的模特们最好了。他觉得每天工作两小时就足够了。到了5 点，如果有个客户说：‘噢，我能再看看那些衣服吗？’Dior 先生就会让另外15 个替补模特上场。”

　　每个特约顾客都在工作室里拥有一个模型假人，在假人身上会先进行白坯布模板试穿。当然，一年两次，贵客还是需要空出六个星期的时间，亲自到场来进行服装的最后调整。只有终日饱食无事的富翁才这么有空。因此，当时Dior 也会出售样板，量产后在NeimanMarcus、Macys 和Saks 这些美国百货商店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它们被称作“准定制服”。

　　模特可以保留穿过的服装吗？“我们每个季度可以保留一件衣服，但那不是完全新的。有半年时间，它每天都要被穿个十分钟。”

　　“Dior 先生知道客户会有各种身材各种尺寸。我们都很瘦，但不需要很高或很年轻。他总是保留一两个中老年模特。有一个叫Olga 的女人，年纪很大，大概有50 岁，头发灰白。Dior 先生反对女人染头发。”她说。

　　那个年代模特的工资叫做“零用钱”。实际上，全巴黎只有Dior 的模特才能定期领工资，大多数模特只有在每套衣服售出时，才会获得微薄的收入。Lloyd 说：“不是每个模特都能赚到足够养活自己的钱，Dior 不会为你考虑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你要么和父母住，要么就有老公。有些模特是结婚了。我想我可能是其中唯一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为了增加收入，她也接一些时尚杂志的摄影工作。平时，她住在香榭丽舍大街旁边的一家酒店，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迷人。

　　在当时的巴黎，模特的名声并不好，几乎跟妓女差不多。模特经纪公司在当时是非法的，所以在存够钱以后，Lloyd 就回到了英国的家中。在英国，这一职业的地位相对高一些。她在巴黎的最后一场展示会， 是1958 年YvesSaint Laurent为Dior设计的第一个系列，Trapeze line。“我只参与了他的前两个系列，”她说，“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向。第二个系列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响，他几乎为此崩溃了。”

　　今天的Lloyd 已经有了玄孙。她仍然经常前往世界各地作演讲，回忆当年和Christian Dior 一起工作的故事。“几十年来，我一直不习惯穿不合身的衣服！”她说，“我仍记得穿着束身胸衣的感觉—钢线从胸口一直拉到胯部，你就别想坐下，或者把手举到比拿一杯香槟更高的位置。别指望会感到舒服。我一直保留着我的胸衣，直到几年前，我把它们在佳士得拍卖行卖掉了，两件总共卖了300 英镑—其中一件从1956年之后就没有洗过！”

　　1960 年代谁是巴黎名媛的无冕之王？谁是他最合心意的助手？Cristóbal Balenciaga 的首席女店员Florette Chelot在乔治五世大街10 号度过的31 个年头，以及神秘莫测的Balenciaga。

　　Dior 先生称Balenciaga 为大师，就连以“难对付”闻名的Coco Chanel 也这么认为。的确，Balenciaga 的人格魅力独占鳌头。与和蔼可亲的Dior 不同，他几乎从不接见客户和媒体。《先驱论坛报》的Eugenia Sheppard 曾不恭地称他为“高级女装大老爹”，被这句话激怒的设计师直接将她拒之门外。然而，即便如Sheppard 这样出言不逊，有个Balenciaga 员工却令她心服口服， 那就是乔治五世大街10 号的首席女店员Florette。在Sheppard 口中，她被称为“微笑的人”。

　　多年以后， 专栏作家Mary Blume回忆起当初跟朋友一道初次走进Balenciaga 店的情形：“从俄罗斯来的店员Vera 坐在门前，她寡言少语，但搔首弄姿。我们走在两排女店员中间，承受着不友好的目光，最后，我们看到了第三排左边的首席女店员Florette—她笑了。”

　　在这抹微笑中，你能感受到世上所有的温暖和自信。“Balenciaga 先生曾批评过我的笑，但那是天性使然。”Florette说，“他知道，他应该相信我。”在漫长的31 年设计生涯中，Balenciaga 确实一直相信她。她不仅把自信带给害羞、神秘的老板，也把同样的感觉带给顾客。

　　必须让顾客确信，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是女店员的工作。严格地讲，店员等于销售员，但Florette 说话的时候，总是用“打扮”来代替“销售”。女店员用犀利的眼光将顾客引向正确的选择，给每一次试衣提供有用意见，即便对那些娇纵惯了的顾客也一样。她知道谁想为哪一场舞会购买服装，知道谁的情妇新买的衣服让他的正牌太太看了眼红，她是连接设计师、顾客、制作车间之间的那条重要却默默无闻的纽带。此外，她还必须为任何不愉快的意外负责—“Balenciaga 先生要是碰巧在街上撞见他的哪件设计给穿得不够十全十美，他非杀了我不可。”她说。这位严厉的雇主甚至会为雇员偷偷溜出去买三明治而大发雷霆：“既没戴帽子！又没戴手套！要是被顾客看到，你该怎么办！”尽管掌握了窍门，Florette 的工作仍然辛苦漫长：整理、试衣、陪客人吃饭、记账……她还自己掏钱请了三个助理。她曾在一天当中卖了整整37 套服装给美国名流Barbara Hutton。据Balenciaga的财务回忆，有一次她一个人的销售额就占去全店的一半。

　　多年以来，她始终身着她的黑色Balenciaga 服装，(女店员们能在每个系列中挑选一件，让裁缝为自己重新定做，但布钱必须付清。)扎着牢固的棕色发髻，忍受疼痛坚持穿Mancini 高跟鞋。下班后，她会冲回公寓，把握和丈夫Pierre Chelot 安静地共进晚餐的机会。她曾说，多亏Pierre 教育，才令她脱离了刚到巴黎时的无知和贫穷。在为Balenciaga 工作之前，她的大部分时间在她婆婆的小裁缝店里度过—这家店刚刚关张，留给她一本写满顾客姓名的地址簿。

　　Balenciaga 先生于1937 年从西班牙搬到巴黎，第一个雇佣的人就是Florette。面试在一所空空如也的工作室进行，除了设计师坐的小凳子之外，那地方别无他物。他立刻雇佣了她，没有工资，只给销售额10% 的提成。第一个系列销售结束后，他发现她拿到了一笔巨款，于是立刻把提成砍掉一半。

　　早年想和Balenciaga 交好还是可能的。Florette 的丈夫Pierre 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夫妻俩常跟他在Ramponneau 饭店一起吃饭，学到了酿出完美马提尼涩苦艾酒的秘诀。然而，尽管与设计师的关系如此亲密，像店里的其他员工一样，对于Balenciaga 在1968 年作出的关闭时装屋的决定，她也感到摸不着头脑。她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有位发狂的顾客从纽约打来一个电话，挂上电话后，Balenciaga 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关门那天，他没有说再见，付给老员工Florette 的毁约金只够用来粉刷她那套三居室公寓。

　　1970 年代谁是真正配穿高级定制服的女人？谁是她最器重的设计师？纽约名媛Nan Kempner 所终结的贵族时代，以及她的至交YvesSaint Laurent。

　　在Nan Kempner 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豪宅里，她把几间卧室合并成了衣橱，其中的所有衣服都依照色彩和式样，分门别类地陈列整齐。

　　Kempner 似乎从不为自己身材不够完美而烦恼。像许多贵妇人一样，她完全知道该怎样对付身材上的种种缺陷—过小的胸部、扁平的臀部、仿佛从胸骨处长出来的细长腿—她对自己的身体全盘接受。“那又如何？”她常说。

　　2005 年，Kempner 去世。2006 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向公众展出了这位一代名媛的私人衣橱，其中包括362 件针织衫、354 件外套，以及满满一架的帽子，当然，还有约3000 件 来自Yves SaintLaurent、Valentino、Balmain 和JeanPaul Gaultier 的高级定制服装和配饰。

　　在世人眼中，这位纽约社交名媛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衣架。身为银行家Thomas Kempner 的妻子，她自然非常富有，买件价值2 万美元的高级定制礼服，对她来说不算奢侈。然而，如果你认为是金钱抬高了她的品位，那你就错了。这个要什么有什么的女人从不轻率地置衣打扮。面对海量的选择机会，她却固执精明。

　　看看那一排Yves Saint Laurent 的裤装套装，想想Kempner 与这位设计师的不凡交情—它们展现出了她身上最好看的部分。从1970 年代 到1980 年代，Saint Laurent 的套装都参考了她的三围尺寸。锐利肩线、胸前小褶皱、自然的裤腰身—这种经典版型既来自设计师自身的精准比例感，也多亏了那位他最宠爱的美国客户—她那一双长腿、66cm 的腰身、男孩般的肩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装馆馆长Harold Koda 曾评价她说：“她穿高级定制服就像穿运动装一样。”

　　1949 年， 初入社交圈的Kempner得到了人生第一件巴黎高级定制服：一条缠绕着粉红色棉质蕾丝和烟紫色薄纱的Jacques Griffe 裙子。她似乎很早就知道，高级定制服不是用来证明自血统的东西。用诸如奇怪的颜色搭配、夸张的细节等微妙因素来展现个性—这才是高级定制服的力量。

　　她拥有一件1964 年的Pierre Cardin黑色晚装，裙摆上有层层丝绸和透明硬纱作为装饰—她对用羽毛和刺绣来衬托自己的容貌驾轻就熟。另有一件YvesSaint Laurent 在1983 年设计的藏红花色绸缎长斗篷，带有一个高高的女王式领子，也十分精彩。无论白天夜晚，她一直固守着一定的长度和直线条，尤其是男性气质的轮廓。在她的衣橱里看不到太多圆裙摆，也不会有多少Chanel。对她而言，Chanel 未免过于甜美了。

　　在Nan Kempner 的丈夫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的100 多件服装当中，Madame Grès 的作品占了5 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条轻盈的黑色蜘蛛背花纹晚装，以及一件珍贵的橄榄绿安哥拉兔羊毛针织衫。如果说那几百件毛衣和外套体现了她固执和保守的一面，那么Yve Saint Laurent 和Madame Grès则代表着她大胆和幽默的另一面。作为她生前的好朋友，Koda 曾提及的一条Madame Grès 设计的滑雪专用裤：“款式就像皮护腿套裤。”

　　Kempner 属于造型师诞生之前的时代，没有人可以对她的穿衣之道横加干涉，也没有人能给出什么金科玉律。她的行为举止常常充满喜剧性，与此同时，她对自己的穿着抱有超乎寻常的严谨态度。2001 年Yves Saint Laurent 秋冬高级定制服发布会后的第二天，按照惯例，贵宾们可以最先到时装屋量体试衣。Nan Kempner、Deeda Blair、PatriciaAltschul 齐聚一堂，几位店员在一旁照料她们。烟缸里有几个尚未熄灭的烟头，场面很安静，听不到女人堆里的咯咯傻笑，也没有“亲爱的，这件看起来太美了！” 之类的恭维话。Kempner 只穿着紧身连体内衣试衣，正细细观察身上那条天鹅绒长裙。她的目光老到敏锐，她总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衣服，并且全身心地去喜欢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