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来说，2009年最为困难，2010年十分复杂，但迫近的2011年或许将更为复杂——经济上行力量和下行力量同时存在，国内国际各种矛盾交错，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境地，求解经济政策困局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世界发达经济体的通缩风险与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风险并存，经济增长前景迥异，政策分歧不可避免。爱尔兰银行危机重燃欧债危机，欧洲经济复苏前景黯淡；美国和日本实施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以刺激本国经济，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苦于狙击热钱，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担忧凸显。

　　中国国内通胀形势日益严峻，通胀预期短期难以回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上涨5.1%，创2008年7月来最高涨幅。

　　中国央行10日宣布，将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0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第六次、也是一个月来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足以表明中国决策层对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担忧的日益加重。

　　然而，抗通胀并非中国面临的唯一难题，政府还需要稳增长、促就业、加快经济转型、打击房地产投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防止热钱、理顺资源定价机制和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份任务清单上的一些条目似乎相互矛盾，使中国陷入调控困局。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表面看来，控通胀和稳增长似乎是中国政策困局中最主要的一对矛盾，实际上“两方面虽然会有一定掣肘，但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尖锐矛盾。能将通胀控制在比较温和的水平会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则指出，中国目前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必须抓住主要矛盾，“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中国现在最主要的矛盾不是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也不是物价问题，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他说。

　　“中国能够用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已经不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过去依靠资源、人力和资金大量投入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必须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快地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他说，“物价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要为此放弃调结构的力度。”

　　他强调，如何将解决短期矛盾的政策和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更好结合，是政府下一步治理通胀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首先，治理通胀的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避免为了控制通胀而猛紧货币政策，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其次，不能因为治理通胀而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

　　针对量化宽松给中国治理通胀带来的压力，范剑平表示中国目前别无他法，只能“熬”。美国“量化宽松”会刺激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将最终导致美国国内物价的上涨。“等到美联储货币政策最终转向，全球进入集体治理通胀的时代，中国治理通胀的效果才会更加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解决当下中国政策困局的关键在于把握宏观调控的尺度。他们认为，收紧信贷应是明年宏观调控中应有之义，但过紧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必须运用智慧和技巧，保证松紧适度。

　　12月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2011年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强调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瑞银证券经济学家汪涛说，财政政策仍维持“积极”意味着中国明年还会有财政赤字，而不是会扩大财政刺激；稳健货币政策的核心含义即2011年银行贷款增速将有所放缓，也是货币政策继续回归常态的一个方面，这需要央行加大对冲操作的力度，并且在全年更严格地管理月度和季度的信贷额度。

　　她认为，“稳健”的政策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是防止投资和经济过热，而不是要大幅压低经济增速。

　　庄健指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由“危机模式”逐渐回归常态，但在保增长的需要和政策惯性的作用下，货币政策不应也不会急刹车。

　　对于政策的具体操作，庄健建议，政府可参考金融危机前平均水平，结合目前经济的特殊情况以及需要资金支持的方面来制定明年广义货币(M2)和新增贷款的增长目标。汪涛预计政府将会把明年银行贷款增长目标设定在14%－15%，M2增速下调至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