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中国南方工业城市佛山的照明灯具协会秘书长朱新智带队前往广西招聘员工。他开出了1600元人民币的月薪，希望能招500名工人，但结果只招到了10人。由于存在其它工作机会、通胀高企以及近来的加薪潮，他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吸引力不大。“工人们觉得这个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不如留在家里做些小生意或投奔工资更高的城市。”朱新智表示，“我们开出的工资不再有什么优势。这是一次失败的招工之行。”

　　本周，遥远的法兰克福感受到了中国薪资上涨的影响，也感受到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朱新智只有支付更高的薪水才能招到人，而这会让德国从中国进口电灯泡的价格随之提高。如果其它中国商品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德国及其它欧洲国家的通胀局面将不断加剧，迫使欧洲央行采取相应举措。

　　欧洲央行似乎已开始行动。上周四，该行三年来首次加息，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指出，通胀风险部分源于“新兴市场的强劲经济增长和全球范围内充沛的流动性，后者可能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

　　关注中国状况、并预计到未来通胀将进一步抬头的并非只有欧洲央行。上周，中国央行(PBOC)自去年10月以来第四次加息，同时还采取了其它手段控制价格上涨。预计年底前将有更多的调控措施出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上周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表达了以下担忧：即石油短缺和石油密集型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会逐年推高油价。今年2月，美国圣路易斯联储(St. Louis Federal Reserve)行长詹姆士•布拉德(James Bullard)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由于全球经济几无放缓趋势，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美国的通胀压力是否会上升？

　　鉴于局部趋势可能造成全球影响，政策制定者们无法忽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其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

　　去年夏季，在台湾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的深圳工厂接连发生工人自杀事件之后，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富士康为苹果(Apple)和戴尔(Dell)等公司组装电子产品，该公司将工人工资提高了20%左右。随后，本田(Honda)位于广东省的零部件工厂也爆发了多起工人自发组织的罢工，最终工人也获得了与富士康幅度大致相当的加薪。

　　劳工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创始人韩东方表示，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一向通过下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与资方站在同一阵营，帮助他们对薪资的上涨加以控制。在一部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短片中，本田零部件工厂一些身穿白色制服的年轻工人向官方工会代表高喊口号，抗议他们殴打工人并袒护日方老板。

　　韩东方表示，这些罢工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显然，（官方工会）将把工人对工会的愤怒转化为对政府的愤怒。”今年，中国政府表达了提高工人薪资的决心，北京、毗邻香港的广州乃至其它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北京上调约20%至目前的每月1232元人民币，工业省份广东省会广州则提高至1030元人民币。

　　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是导致工资上涨的因素之一，目前中国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数量正不断减少。虽然雇主们正着手将生产迁至劳动力供应较大、工资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但薪资水平的突然上升不容忽视。

　　香港利丰(Li & Fung)董事总经理冯国纶(William Fung)表示，自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以来，“至少为全球劳动力市场增加了20%的劳动力，甚至可能更多。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利丰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市值150亿美元的全球采购公司。中国较低的薪资水平，使世界其他地区“受到了巨大的劳动力供应冲击，起到了控制通胀的作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道。

　　但是，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82年的1.1%，升至去年年底的10%以上，中国对发达经济体通胀的平抑效果正在减退。由于中国产品已变得非常重要，发达经济体国内的通胀已不再能够免受中国事件的影响。

　　政策制定者们眼下担心，由于高速增长推升了工资水平和生产所需的大宗商品价格，发达经济体未来可能面临进口价格不断攀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抵消更高的进口通胀，政府要么必须降低国内通胀水平，要么则不得不接受价格上涨的全面提速。

　　上月，英国央行(BOE)首席经济学家斯宾塞•戴尔(Spencer Dale)在一次演讲中特别担心地指出，中国的通胀压力不太可能被其货币的相应贬值所抵消。“在实行盯住汇率机制的经济体，这种做法能否奏效仍远未明朗，至少近期无法确定。”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便如此，仍有三个因素可以缓解中国薪资不断上涨的潜在影响。

　　首先，提高之后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欧美所售产品的最终价格中，仍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普拉萨德教授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中，真正在中国国内创造的仅占10%-15%。“较低的增加值意味着，即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也不会对制成品的最终价格有太大影响。”

　　其次，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并非停滞不前。过去20年间，生产率大幅提升，使中国企业能够在最终价格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工人的薪资水平。总部设在北京和香港的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指出，中国的出口商已向价值链的上端移动，港口和公路的先进程度已堪与发达国家媲美，因此尽管薪资迅速上涨，出口仍实现了增长。

　　第三，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某些生产业务将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从而使全球价格保持在低位。以利丰为例，该公司3月末宣布，已将部分服装生产业务转移到了孟加拉、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

　　但是，将生产外包到低工资国家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黛丽斯国际(Top Form International)首席财务官迈克尔•奥斯汀(Michael Austin)表示，该公司已将部分面向大众市场的胸罩生产业务转移到泰国，但中国的产量仍占到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他表示，价格更高、需要精致蕾丝工艺的胸罩生产必须留在中国，因为中国工人的生产率要高得多，而且“所用的学习时也要短得多”。在中国，人们为了生计而工作。

　　香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迈克尔•恩莱特(Michael Enright)称，曾有位客户打算把生产外包到亚洲地区，因此请他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运输、电力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劣。他表示，“他们选择在印度生产简直得让人倒贴工资。人们不明白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印度要领先多远。”

　　提高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对中国的益处显而易见。上月，在佛山工厂密集区的一条小路上，两位20多岁的女子正在阅读公告牌上的招聘信息。27岁的王丽（音译）和24岁的肖月（音译）对一家电灯泡厂的工作岗位不感兴趣，该厂招工要求是“态度端正，能吃苦”。

　　于是，她们转过去看另一则广告。这是一家不锈钢制品厂，该厂开出的工资是“女包装工”每月250-370美元，而熟练机床工每月高达700美元。诱惑力还不只体现在更高的工资上。该公司还承诺，“我们有崭新的员工宿舍楼，房间配有空调和热水...我们还举办员工生日晚会和篝火晚会，并安排员工旅游。”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王丽和肖月对工作条件更高的期待，还远远算不上是一场灾难。不过，那种劳动力密集型、低工资中国企业提供低价出口产品日子可能将一去不返。

　　如果中国不再出口通缩，欧洲和美国今后将不得不对国内价格进行更为严格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