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时装表演，一开始就深具以复古为革新的中国特色，这得归功于首创者干夫人的拿来主义的目标设计。她自陈其引进时装表演的另一目的，正是要杂糅古今，可以把我国古时历代装束，趁此机会一一表现于世人眼前，让人温故知新，从而达到以复古为革新的效果。同时，她的这种杂糅，也有其理据，因为时装这东西，正是东西各国服装之变换，互相模仿，彼此效尤而成的。她的这种主张，举办方联青社上下也甚以为然，并期待“此项表演或于服装方面不无几何贡献也”。社会各界也充满期待，认为“届期举行，定必大有可观也”。(《申报》1926年12月14日《联青社游艺会预志：最出色之一种游艺———时装表演》)而最后的演出效果，竟出乎意料地好。

　　一场演完，群情激动，欲罢不能。故在第二场的表演中，大大增加了戏码，一口气推出戏服全服、跳舞服、夏服、晚礼服等十四种。而能够如此，有赖触角敏锐的商家的闻风而动，各衣原料均系永安、先施、福利、惠罗及老介福等公司所贡献，皆缝制精良，式样新颖。而商业的介入，自然要改变“美术化”的初衷，与第一场相比，不仅古装不存，中式也少见，“除二种为纯然中国服装外，其余颇近欧化”。(《申报》1926年12月18日《联青社游艺会续记》)其实这也正是现代服装表演的正宗，在民国服饰史上，更应大书一笔，却长期沉埋故纸堆，真乃学者之过。

　　此后，时装表演，就风行一时，成了各种晚会表演的压轴。如1927年8月上海女界慰劳北伐前敌兵士的游艺大会，自然是最时髦的“时装表演”压轴，由海上名媛、云裳公司老板唐瑛领衔出演。只不过商业化过了点头，唐瑛的开场道具竟然是云裳的广告卡片，随从模特也把各人手中的卡片好像雪花一样地向台前飞着，大做云裳公司的免费广告。尽管如此，观众还是欣然接受，一方面八位模特都是穿了极美丽极奇突的服装，看得记者眼花缭乱，另一方面时髦与商业在现代社会里，原本如同孪生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