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六亿蚂蚁》一书里，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这么描述着他的中国印象：“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一群群人，一个个都像是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一身去不掉的蓝色。”

　　吉兰由此感慨，这个国家是一座“蚂蚁山”，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此后二十余年，随着《六亿蚂蚁》的持续畅销，这个说法频繁出现于西方报刊。“蓝蚂蚁”成为大陆中国人的代名词了。

　　撇除傲慢与偏见，吉兰的说法并不夸张。1978年冬天，当皮尔·卡丹夹杂在大群游客间，缓缓走向八达岭长城时，他看到的依旧是一个蓝咔叽布的海洋。然而，与吉兰不同，这个威尼斯破产商人之子，这个出身贫寒、当过裁缝学徒的巴黎时装设计师，此时却在这个冻原般的国度，嗅到了别样的气息。

　　这个冬天，皮尔·卡丹产生了在北京举办几场时装演出的想法。他后来谈到，“这是个疯狂的念头。……我曾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做到了。”

　　破冰

　　的确，举办时装演出此时不啻于天方夜谭。这一年冬天，尽管坚冰初破，这个广袤而神秘的国度依旧色调森严、禁锢处处。对西方的舶来品，这个蓝黑灰的世界不仅疑虑重重，甚至心怀敌意。

　　“大约11月下旬，对外友协转来了报告，说一个法国人要举办时装演出。对这类活动，当时我们闻所未闻。……”二十多年以后，在北京中纺里的一处公寓，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耄耋老者追忆着当年的情景：“当时，改革开放的舆论已经抬头，但是大氛围还是冷色调的。这个事情，不敢拍板，没有人敢拍这个板。……”

　　在皮尔·卡丹的反复游说、活动下，当年年底，由纺织工业部牵头，外贸部、轻工业部派员参与，一小群官员进行了“三部会商”。然而，几次会商后，这个报告还是被搁置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直到次年初春，这些官员看到了那顶帽子。

　　这一年农历春节，也就是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开始了为期八天的美国访问。五天以后，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竞技场，这个刚刚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并以48个整版篇幅详尽报道的“新中国的梦想家”，大大方方地戴上了两名女骑士送来的白色牛仔帽。这个象征性的细节，不仅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热烈报道，它也让这场行将夭折的演出柳暗花明。

　　牛仔帽是一个符号，是一种政治隐喻。对此，这些官员心领神会，他们一改拖沓和观望，迅速准许了这次演出。与此同时，一些限制性要求也出现了：演出不报道、不宣传，“尽量低调”；不对公众开放，仅限外贸界、服装界官员及专业人士进行“内部观摩”；各单位在发放门票时，应严格把关，挑选“思想素质过硬”的观众……此外，原定在北京举办的三场演出，也被一分为二：北京首演之后，另外两场演出将在上海进行。

　　正是这个决定，催生了中国第一支时装模特队。

　　初次登台

　　在北京的首演，很难用“成功”或“失败”来评价。1979年3月10日，当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缓缓走上民族文化宫的一处新搭就的T型台时，现场的气氛无比凝重、紧张。作为亲历者之一，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后来谈到，当时场内“人满为患”，几百名观众大多“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另一位在场观众的回忆更为细微：“那些女模特出现时，我产生了一种晕眩的感觉。……坐在我附近的观众，也一个个脸色严峻，表情变化得很厉害……”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氛围宽松了许多。以入场券发放为例，主办方仅有三点要求，“专业对口”、记录姓名，以及入场券不得转让。这么一来，不仅专业官员，许多服装设计师也得以入场观摩。二十多年以后，上海服装公司设计师徐文渊回忆说，“当时我一看，他表演的这些服装，款式新颖独特，色彩也绚丽多彩……”

　　服装之外，那些艳妆的模特，更唤醒了许多老上海的记忆。毕竟，距离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时代，此时还不过三十年。徐文渊记得，演出结束后，他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上海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一起回家。路上，张成林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你看，这个立体宣传多好啊，我们也来搞一支，怎么样？”

　　徐文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会讲这样的话？行吗？我们国家行吗？那么保守、那么封闭的那个年代……”徐文渊后来说：“我看着他，我讲，你敢的话，我大力支持你。”

　　出乎徐文渊意料的是，张成林固然不是一时兴起，主管部门也并非铁板一块。几天后，由徐文渊草拟、张成林定稿的组建模特队方案书，到达了上海市手工业局局长刘伟胜的案头。据说，刘伟胜当天就召见了他们。

　　“看了这个方案，(刘伟胜)基本上赞同。……”徐文渊说：“但是，对时装模特几个字，他犹豫了半天。他讲，模特儿，这是外国的称呼，好像有点低级趣味的感觉。他讲，这样吧，在我们国家不要叫模特，就叫时装表演演员，怎么样？……”

　　此外，业余性质、男女混杂、强调“纺织工人”的身份……也成为组建表演队的几个条件。顺理成章地，徐文渊出任了表演队领队。

　　变化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张成林、刘伟胜等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勇气。然而，作为历史中的小人物，他们依托的背景，实则是一个坚冰初破、含苞待放的初春图景。

　　早在1978年夏天，许多西方观察家就注意到了暗流的涌动。这一年6月8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这样描述北京街头的变迁：“虽然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卷发和电烫发型开始时兴。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与此同时，传自香港的喇叭裤在广州街头悄悄出现，这种裤子改变了女装裤右侧开口的习惯。作为流行文化的最初冒险，它被许多人认为“不男不女”，并一语双关地说它“颠倒乾坤”，然而，短短几年时间，它迅速地风行于各处城乡……

　　不仅民间，官员们的态度也悄悄变化着。如果说，允许皮尔·卡丹举办演出，不过是少数官员的大胆举动的话，那么，就在皮尔·卡丹首演次日，路透社的一条消息折射了更多官员的内心：“尽管那些观众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但走出民族文化宫时，男人们大多解开了风纪扣。一些胆大的姑娘更把裙子提了提，露出雪白的膝盖……”

　　也就是说，演出事实上大获成功。它唤醒了几百名中国官员对美、对差异化世界的本能向往。正是这种汹涌的、席卷了大多数人的暗流，让张成林、刘伟胜们萌生了组建表演队的想法，从而开风气之先。

　　尽管如此，表演队的组建，也远谈不上一帆风顺。

　　模特队

　　上海服装公司下属有八十多个工厂，青年男女数以万计，萌生想法之初，张成林就决定“到工厂去挑选(模特)”。但按国际惯例，入选条件应包括身高、胸围、背宽、乳房间距等硬指标。徐文渊为此万分为难：“我这一看，复杂得很啊！……这些都是隐私，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隐私，你怎么打听？怎么选？”

　　无可奈何之下，徐文渊只好大打折扣：男演员身高179厘米以上；女演员身高165厘米之外，三围应分别在80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以上。最后，“下半身应比上半身长八公分”……

　　更困难的还在后头呢。1979年春夏，中国女工的普遍形象，是蓝咔叽布工装、肥大长裤，以及一双深颜色的塑料凉鞋。即使得风气先的上海，那些最时髦的青年男女，相互攀比的也不过是的确良衬衫、回力牌球鞋。难道这些入选男女真有勇气在T字台上招摇过市？难道她们的父母会忘记上海的文革，正是从红卫兵上街剪“小脚裤”开始的么？

　　“当时张经理要求我们，要做到‘四个通’。”徐文渊后来回忆，“思想要通，家庭要通，本人要通，朋友要通。要‘四通’……”

　　“四通”中，最困难的是家庭这一关。徐文渊记得，一名条件很好的杨姓男青年，因为父母坚决反对、“怕孩子学坏”，而不得不放弃了。即使是最终入选的那些成员，也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巨大的家庭阻力：年仅19岁、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的柴瑾，长期不敢向母亲吐露真相；思想开放、敢想敢做、被称为“性格演员”的徐萍，干脆向所有家庭成员封锁了消息……

　　整整八个月以后，时装表演队终于组建完毕了。这一年秋天，在一处清理出来的库房里，表演队首批成员开始了自己的训练。他们中，包括了七个小伙子以及十二位姑娘。

　　观念之争

　　“第一节课，就遇到了阻力……”时为上海戏剧学院形体教师、兼任表演队教练的任小莲后来回忆：“我要求演员们脱掉外面的衣服，就穿一个毛衣。怎么也不肯脱，连外衣也不肯脱。……”

　　在徐文渊的反复劝说下，徐萍才带头脱掉了外衣。

　　脱掉外衣，即使在当时也属正常之举。因此，这样的僵局，折射了演员们忐忑而矛盾的心态。在此之前，尽管性格各异，她们和同龄人有着同样的道路：童年入队、少年入团、青年入党或争取入党；红领巾、团徽以及工装，构成了几代人身份与命运的标识。在这个清一色的世界，她们因此正常、顺当而安全；而在此之后，一切都将变得不可预测。她们要面对风言风语、指指点点；她们或许会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坏女人”，乃至丢掉自己的饭碗、失去自己在这灰色世界的所有安身立命之所……

　　后来的事实表明，她们的顾虑并非多余。

　　不过几天时间，议论声就多起来了。表演队队员史凤梅记得，当时同事们经常在背后非议，“他们觉得，蛮好的一个小姑娘，蛮好的一个小姑娘，穿这种衣服，然后做模特，肯定要变坏的”；而柴瑾的体会更加恐怖：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小混混毛手毛脚地说要和她谈朋友。

　　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忍受的话，那么，似乎阴晴不定的气候，则几乎把表演队逼上了绝路。短短半年多时间，表演队两次遭遇解散。

　　“半年多时间，我们搬家(排练场地)搬了有九次。……”徐文渊说：“最后一次，考虑到演员已经三上三下了，再叫他们回去的话，说实话，厂里也不欢迎。……我就打了报告，要成立专业时装表演队，解决这些困难。”

　　报告递交了，在第九个排练场，表演队开始了似乎遥遥无期的等待。直到今天，谈起那个狭窄潮湿的排练场，柴瑾依旧不堪回首：“那个仓库，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没有地方落脚。后来那些男同志把东西堆高的堆高，整理的整理，整理出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很小的，没有办法排练。……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好是六月份，霉雨季节，里面空气很潮湿，蚊子、臭虫也很多，坐在那里，半天下来身上咬的都是包……”

　　就在这么一处仓库，表演队从夏天捱到了初冬。1980年11月19日，当徐文渊兴冲冲地走进仓库，说他们已成为专业时装演员时，这些疲惫已极的青年“连笑出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两个多月后，1981年2月9日，在上海友谊剧场，表演队举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场公开演出。此时，距离皮尔·卡丹的访华首演，已经将近两年。

　　演出

　　与皮尔·卡丹的首演一样，这场演出异常低调。没有任何报刊发布这个消息，走过剧场门口的大多数上海市民，也懵懂、茫然于海报上的“时装表演”字样。直到开场铃响，场内还只稀稀拉拉地坐了一半观众。

　　开场铃响前后，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这一天，徐萍的演出服装中，包括一件露肩膀、拖飘带的黑礼服。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徐萍的父母听说了这个消息，他们立即赶到后台，阻止徐萍登场。

　　反对的理由，依然是“会学坏”、“以后没法做人”。徐文渊、任小莲等人反复劝说，也无法打消他们的顾虑。无可奈何之下，徐萍只好将那根长飘带缠在手臂上，以遮住胳膊。值得一提的是，这根飘带正是礼服的“诗眼”，这么一来，作品的个性荡然无存。

　　这个意外事件让徐文渊心情郁闷。而70分钟演出结束、全体演员谢幕时，他的心情更不好受，“没有掌声，台下鸦雀无声。我想，演砸了”。

　　“突然，哗啦一下，掌声起来了……”任小莲说，“先是纺织学院的那些学生，接着是全场。那些学生真热情啊，一排一排地全站起来了……”

　　如雷的掌声，似乎平复了过去两年的辛酸。其实，仅仅从观众的构成，就可以觉察出这两年的社会变迁：如果说，皮尔·卡丹的首演，以精英阶层为主要观众，而上海演出包括了一些普通设计师的话，那么，来自纺织学院、服装学院的学生，则成为这个晚上的又一个主体。他们有的经历过上山下乡，已为人夫人父；有的刚刚从中学考入大学，目光单纯明亮。毫无疑问，这个夜晚的印记，将久久地影响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

　　就从这里开始，演出一场接着一场，掌声此起彼伏地响起。表演队频频出现于各类时装博览会、订货会，上海、苏州、广东……徐文渊记得，有一次，供销部积压了许多面料，“我们就到仓库里头去，挑选了不少的品种，然后就发动我们模特儿，每个人设计四张画稿。……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些很普通的服装，普通的面料，就表演了十三场。……经销商看了以后，全都订了，仓库里头积压的六十万元面料，全都出空了……”

　　更让人兴奋的，则是同事、亲友的态度转变。二十多年以后，柴瑾仍掩饰不住脸上的骄傲：“……(同事们说)柴瑾，你们真厉害，穿什么就卖什么，穿什么，什么就卖得快。”

　　随即，1983年春天的一场演出，更让他们永生难忘。

　　北京之行

　　这一年4月，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在北京举行，表演队因此前往北京。一开始，北京之行略显辛酸、苦涩。

　　“第一次去，住在地下室，很潮湿。反正居住的条件……”徐文渊后来回忆，“姑娘们都是南方人，到北京以后，伙食也不习惯。好多人生病了，那一次，六七个人生病，而且是高烧……”

　　直到此时，她们的工资还不过45元，每场演出的津贴也仅为1.5元。让徐文渊异常感动的是，即使高烧不退，她们仍然坚持演出。而在此期间，一封观众来信让她们无比欣慰：“你们精湛的表演使我陶醉……对于首都观众来说，我们享受的不仅是服装艺术的春天，还有文艺的春天，祖国的春天。”

　　或许，这种春意也升腾进了中南海？这一天，演员们都在舞台下休息的时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来了一个电话，邀请她们进中南海表演一场。

　　“接到这个消息，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那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徐文渊后来说：“我们来北京演出是第一次，进中南海表演，五千年来也是第一次。……说着说着，紧张了起来，会不会出洋相？”

　　进中南海表演的时间，是4月29日。没有任何当事人披露过这次演出的详情，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几天后，《人民日报》就以《新颖的时装、精彩的表演》为标题，发表了评论文章。一时之间，全世界主要媒体纷纷转载、评述。

　　更引人注目的是，不久后，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不仅穿上了一套西装，他并且在众目睽睽下撩开了衣服的左襟，告诉众多记者，这件西装是“中国制造”。

　　6月2日，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郝建秀，写信给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应提倡穿西装、两用衫、裙子、旗袍”……

　　又一些日子以后，路透社仿佛一语道破天机地惊呼：原来，“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

　　彩色的中国

　　路透社的这个说法，尽管准确，到底有失偏颇。固然，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魏晋时代的“衣冠南渡”、清朝初年的发冠苛政，乃至康有为在变法前夕的鼓吹西装……所有这些过往事例，都反映了服装与政治的关联；然而，西方也不例外，从基督教崛起后修道士的着装，到贵族时代没落后假发的消亡。事实上，西装正是现当代西方政治与生活方式的浓缩象征。

　　几十年前的罗伯特·吉兰，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六亿蚂蚁》中写道：“蓝蚂蚁，这一比喻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所蕴涵的意义，远比人们可以想到的要深远”。他试图诉说的，事实上是这个国家的整齐划一、渐渐军事化。但他忽略了一点：这个国家曾经多少次地变换衣冠，然而精神的核心，却似乎没有变化过。

　　在汉语世界里，“衣冠”本来就具有特殊的意味。它代言着文明、开化与正统。但衣冠只是路径，只是表达，它通往的都是自己千年不变的道路。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曾经回顾，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家人曾经谈论该给他的遗体穿上中山装还是西装。最后的结果是西装。因为，“西装代表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