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病，国企病。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我翻阅了几组历史数据：1945年，东北的工业产值占据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3是在东北展开，这似乎都证明着曾经的东北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大的聚集地。

　　当时，辽宁省还有一个外号，叫作“辽老大”，它拥有的国有企业数量排在全国首位。中国的第一炉钢水、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内燃机车、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深海机器人等等全部来自辽宁，因此它的主要经济指标长期雄踞全国第一。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命运出现了转折，东北经济也开始直线下滑，东北三省的GDP增速全部掉到了全国后五位。

　　我记得90年代初，我曾在沈阳做调研，当地有个铁西区，整条大街全部是中国的大型工业区。站在高楼上，一眼望去，除了烟囱、工厂，就是连绵不断的居民区。到了今天，铁西区仍然保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工人宿舍区，但辽宁省的GDP却出现了负增长，变成了全国垫底的“辽老幺”。

　　第二种病，资源依赖症。

　　东北的自然资源很丰富，居全国各区域之首，它不仅拥有中国最大的粮仓和面积最大的森林、有煤炭、有东北亚最好的海港、还有大庆油田。

　　难道资源丰富不是好事吗？

　　英国有位历史学家叫做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他在其著作《资本的时代》中提出过一个名词——“资源的诅咒”，指的是当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特别丰富的时候，地方经济便会对资源产生严重依赖，进而阻碍创新能力。

　　第三种病，官本位。

　　由于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所以大量的权力集中到了政府和官员的手中。人们常说东北人最讲情义，其实它的潜台词是东北人最爱讲关系。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为此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作“结构性问题的非程序化解决”，指的是如果你要在东北办一件事情，没有熟人、没有关系，那么将寸步难行。

　　这样的营商环境，给所有试图进入东北的外来资本和外来人才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障碍，所以近几年在投资界也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资本不过山海关。这并不是意味着山海关以北的地方没有投资机会，而是这些机会被官本位钳制，失去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上周，我因新书签售去了一趟大连，那是我最喜欢的北方城市，但它的经济情况却令我担忧。

　　大连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开发区，工业基础完善、经济基础良好，还拥有东北最好的财经大学。但是近几年大连的GDP始终徘徊在7000亿人民币左右，与它的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都极其相似的青岛，GDP早已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还拥有海尔、海信、青岛啤酒等诸多著名企业。

　　但是，这一次我去大连还是看到了新的生机。

　　因为这里有很多洋溢着创业激情的大连年轻人在关心着他们的家乡，他们与我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大连的未来怎么办？”“我们应不应该从北京、上海回到家乡做建设？”“我应不应该离开政府去创业？”“我能够将哪些风险投资和项目引进到大连来？”从他们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大连和东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