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影响美国女性的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工业化、女性文化与奴隶制。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对美国纺织女工的影响尤为明显。纺织业起始于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是美国工业化最先发生的经济部门，也是女性早期就业的主要领域，其中本土白人女性构成了南北战争前该行业劳工的主体。新英格兰纺织女工成为美国社会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其经历投射出美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变化。

　　第一，工业化与纺织女工出现。1814年美国首家机械一体化纺织厂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建立，1826年梅里马克河沿岸一座新的纺织业城市洛厄尔（Lowell）逐渐形成。以洛厄尔为代表的北部工厂被视为纺织业试验典范，此后相同的模式在新英格兰其他地方复现。与新英格兰南部纺织厂不同，上述工厂规模大、投资高，且劳动力主要为新英格兰农村地区的白人单身女性，这与美国南部纺织厂主要使用奴隶也形成鲜明对比。关于工业化中女工出现的原因，以往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笔者结合前人研究认为这是工业资本与个人需求双向结合的产物。

　　首先，工业资本的综合考量。19世纪初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加之缺少大量欧洲移民，美国东部地区出现男性劳动力匮乏问题。此时奴隶制早已在北方废除，动力织布机也非童工可以驾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面对英国工业化出现的负面影响，女性被视为具有天然道德优势而成为工厂首选。更为重要的是，在“分离领域”观念的影响下，男性被认定为“养家者”，女性工资则补充家庭收入，因此雇佣成本普遍低于男性工人和英国非熟练劳动力。

　　其次，女性渴望经济独立。外出工作的权利对于女性的经济自由至关重要，留在家中的年轻女性也想在经济转型中摆脱依附地位。彼时对于女性来说，财产权按普通法规定掌握在父亲或丈夫手中。当时女性也没有太多高薪就业选择，工厂支付的工资高于家庭生产和家政行业，且北部工厂以现金支付酬劳，这对于以物物交换为主的农村地区来说也是十分罕见的。

　　再次，珍贵的受教育机会。在保留下来的女工日记和信件中，记载有相当一部分女工进入工厂是为接受教育。尽管这些女工是农村女性，也大多受过基础教育，但当时新英格兰农村地区的书籍十分匮乏。纺织工厂则正好可以提供读书、演讲和上夜校的机会，此外有的工厂还资助女工出版杂志，这种重视精神培养的工厂学校模式吸引了大量女工，甚至还有女工边工作边学习的记载。

　　第二，工厂对女工的管理。“女工”在19世纪的西方语境里是一个贬义词，而且是所有女性中地位较低的。美国此时在家庭领域中崇尚虔诚、顺从、纯洁、持家的“真正的女性”，因此纺织厂为了大规模雇佣女性，在生产与生活中都采取了符合社会角色分工和社会性别规范的举措。工厂代替家庭为女工提供一种父权式“保护”，不可否认，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维护女工的社会尊严，并塑造了以“洛厄尔女工”为代表的新英格兰高素质纺织女工形象，但实际上这也是工业资本利用社会性别观压迫女性的一种隐性方式。

　　首先，性别分工十分明显。男性占据着所有管理类的职位，负责摘棉和梳棉工作，以及作为熟练技工负责修理工作。女工则负责除梳棉外的所有机器，而且主要操作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工厂中一个典型的工作间是有两名男性监工、八十个女工和协助女工的部分童工。

　　其次，男女同工不同酬。工厂中男工工资相对稳定，一般是按照当地熟练或非熟练技术工人的市场价格，但是同等工作类别的女工则相反，工资不稳定且低于男工。男工的工资是按天结算，一般是普通工人85美分，监工2美元。女工的工资是计件结算，平均每天40—80美分，也有女性工资达到甚至超过男工的情况存在，但这种情况属于极为少数的个例。

　　再次，供膳宿舍制管理。女工住在工厂修建的集体宿舍中，每周约交1.25美元住宿费，由工厂统一提供食物和其他活动。但女工吃饭、工作时间有着严格的限制，平均每天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中工作12—16小时。工厂和宿舍有一套专门的规章制度，每个宿舍都设有专门的女性管理员（一般是寡妇）进行监管。如果女工违反这些规章制度，就会被开除并列入“黑名单”。在工厂经营良好阶段，即使存在对“工厂专制”的不满，但女工为了自身声誉尚可接受这种管理。

　　第三，为自由而反抗的纺织女工。张友伦先生认为，19世纪50年代之前，虽然美国存在较大的阶级流动性，罢工运动规模也无法与内战后相比，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就是世外桃源。黄绍湘先生也曾指出，美国工厂大量雇佣妇女和儿童，以压低工人阶级整体工资，这表明美国工厂制从一开始就以剥削的方式出现。19世纪30年代，面对行业的内部竞争，纺织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控制生产成本来保持利润，而且主要是降低劳动力成本。

　　随着工厂经济环境恶化，外界的质疑和内部的不满与日俱增。以奥雷斯蒂斯·布朗森为代表的改革者认为，美国工人遭受了比奴隶制更为严重的剥削，交换劳动就意味着葬送婚姻，进入工厂足以让女性蒙羞。与此同时，女工认为工厂已无法满足她们基于女性文化的核心诉求，降薪的做法也威胁到经济自由。在严格性别化管理下产生的“姐妹情谊”，有助于促使女工自发联合起来走出工厂为争取权利而反抗。

　　新英格兰洛厄尔、曼彻斯特、汤顿、帕特森等地不断出现女工罢工。最早有记录的女工罢工出现在1824年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1828年多佛纺织女工举行第一次单独罢工，随后洛厄尔的罢工规模更大也更有代表性。被视为行业典范的洛厄尔在1834年和1836年出现了两次女工罢工，分别抗议工厂减少布匹工资和增加住宿费用。1844年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女工组织成立了“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作为新英格兰工人协会的附属机构，1845年女工改革协会相继在其他工厂城镇设立。虽然这一时期女工的罢工并未取得许多实质性胜利，但也足以让资本家无法忽视女性的力量。

　　纺织女工的反抗活动充分体现了“为自由而生”的美国革命精神。这些纺织女工作为新英格兰自耕农的女儿，珍视女性的社会尊严，反对削减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根据已有研究可知，女工认为工资是独立的保障，降薪会导致贫困使其依附于他人，这无异于奴役她们。女工将罢工活动与先辈反抗英国暴政类比，认为自己是自由之女，不做工厂的奴隶。因此，在女性争取权利的历史中，有学者认为纺织女工争取同工同酬具有开创性意义，因为她们主动要求在经济生活中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发言权。

　　第四，新英格兰纺织女工的历史影响。首先，工厂经历改变了新英格兰纺织女工的婚姻模式和职业选择。大多数女工工作四年左右，就会离开工厂结婚。与新英格兰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相比，她们结婚较晚，而且通常不会与农民结婚，而是在工业城市成家谋生。有的女工则利用工资储蓄，在女子学院继续深造或前往西部寻找机会，后来成为诗人、电报员、女教师、女权活动家等。与新英格兰农村的母亲一代相比，这些纺织女工无疑具有更大的自主性。

　　其次，新英格兰纺织女工代表着“职业女性”与“真正的女性”逐渐分道扬镳。作为工业化时期的第一批女性工资劳动者，她们的美德曾被视为美国工业的骄傲，但其后参与罢工活动被视为越矩行为，时人认为工业化会削弱女性气质。南北战争后，纺织业在美国南方地区蓬勃发展，此时白人女工普遍受到外界诋毁。在女性文化的影响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部分本土白人女性仍囿于家庭之中。

　　最后，新英格兰纺织女工见证了美国“工业乌托邦”的兴衰。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因早期工业化国家产生的负面效应，促使新英格兰纺织业从劳动力选择到工厂管理都尽量避免重蹈覆辙，最终打造出以洛厄尔为代表的行业典范，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社会对工业化的恐惧。19世纪40年代中期，大量爱尔兰男性移民迫于生计，开始填补本土白人女工的空缺。随着传统的性别分工被打破，工业神话也最终在历史发展中被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