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为7.4%，其中第三季度GDP增长仅为7.3%。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靠着的重要的、宝贵的财富是人口红利，但现在人口的红利已经消失，劳动年龄人口在急剧减少，去年中国劳动人口减少233万，前年中国劳动人口减少345万。

　　另一方面，老龄化也在迅速推进，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数据称，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显然，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

　　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

　　外媒称，随着劳动力等成本大幅上涨，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正接近美国。虽然中国仍将是一个制造业大都会和重要市场，但“中国制造”标签无处不在的日子已成过去。

　　这些年来，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是因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劳动力减少，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根据预计，中国自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少生了约4亿人口。该政策不仅打破了正常的人口结构，还由于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造成更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

　　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GDP预计增长速度取决于三大因素：劳动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人口减少直接影响了其中的两大因素，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便会失衡。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补给，全要素生产率便随之下降。

　　梁中堂建议，中国政府应及时修正生育率统计偏差，并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提高中国生育率水平。

　　然而与其他出生率低的国家不同，中国无法仅仅依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美国则是依靠移民来弥补本国的低出生率）。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奥莉薇娅•易诺士称，中国早些时候推出的“单独二孩”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人口有所补充，但效果有限，为了人民的福祉及经济健康发展，中国是时候对其人口政策进行反思及大调整了。。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认为，哪怕北京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会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因为中国下一代的劳动人口数量实在过小。

　　美国一份研究报告说，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4.38亿。届时，每一位老人的养老平均将需要1.6名工作者来负担，而在1975年则是由7.7人负担。

　　2009年上海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卫报》报道称，上海的信号，体现中国官员们正意识到人口控制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报道援引数据说，到2015年，中国城市“可工作人口”预计将开始萎缩。而到2020年，城市老年人口比例将达34%。

　　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开始“变老”。但到那时，中国还不能足够富裕，以支撑一个“养老金国家”。

　　中国并不充裕的国家养老金系统，以及一直在缩小的家庭规模，正在逐渐蚕食中国“养儿防老”的养老传统。“面对老龄化，中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报道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甚至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消失了。当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率就下降，那么生产率从配制这种生产率的空间也减少的情况下，自然潜在增长就会下降。目前中国经济减速是正常的。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渐成社会共识，并且人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速下移是其必然结果。

　　历史上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2年—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也有说法认为，25%的人均产出都是人口红利带来的；

　　第二阶段是2000—2013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

　　第三阶段是2013年—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再比较中国的有效抚养比年均变化率和其他地区如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和法国，可以看到，从1982年到2050年，中国相对其他经济体还是有优势的，但现在这一优势正在变小，未来，甚至可能消失殆尽。

　　劳动力数量拐点确实非常清晰，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学者测算显示，1978~1994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9.66％，1995~2010年为10.3％，“十二五”期间由于人口红利退潮而降为7.6％，“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降到6.2％。

　　第一财经研究院(北京)研究总监、首席宏观研究员许元荣认为，上述观点仅具有部分合理性，如果我们把人口红利区分为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跨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实现这一跨越的关键，在于加强创新。

　　他表示，中国需要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鼓励大众创新，大众创业，调动所有人的活力和潜能，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2012年开启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趋势，意味着中国初级生产要素驱动型增长阶段的结束，但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大体在同一历史时点开启了，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新人口红利”的推动下进入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的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低端化、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经济体系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难题，将在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中得到改善和解决。之所以说中国经济进入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中国就业总人口中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

　　除此之外，其他几个研究人员规模较大的国家分别为：德国35万，日本65万，韩国32万，英国和法国均为25万。如果用R&D人员统计口径来看，中国在2010年达到255万人，超过欧盟28国的R&D人员254万人的规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R&D队伍。在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R&D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是一国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和竞争力。

　　第二，中国教育体系在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规模上存在明显优势。每年大学输出的“科学和工程学毕业生数量”与创新潜力紧密相关，2010年全球大学理工科毕业生总量为550万人，其中中国达到129万人，美国为52.5万人，印度46万人，日本32万人，德国13万人，韩国12.4万人，英国11.8万人，对比之下中国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人力资源供给规模优势非常突出。

　　从全部大学毕业生当中理工科所占比例来看，中国的人力资源培养体系依然占优：中国这一比例为49.8%，仅次于日本的59%。其他国家为：美国为31.5%，法国35%，英国34%，德国37.6%，韩国40%，印度仅为22.6%。其他主要国家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增长趋势已停滞多年，只有中国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这是人口质量红利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三，中国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规模优势已形成。目前全球每年培养的科学/工程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为20万名，美国以3.3万名位居第一，中国为3.1万名，俄罗斯为1.6万名，德国为1.2万名，英国为1.1万名。

　　但如果只考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把其中的社会/行为科学类别扣除的话，中国则以2.95万名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000年以来，只有中国的高端科学/工程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快速增加，从7200多人增加至2.95万，美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从1.7万人增加至2.5万人，其他国家的高端人才规模基本停止增长。

　　第四，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已从人才流失局面过渡到人才环流局面。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不断增加，但留学人员回国比例一直不高，人才流失困境长期存在。但近年来这一局面开始迅速改观，2001年中国出国留学8.4万人，回国1.2万人，回国比例仅为14.6%；2005年出国留学11.9万人，回国3.5万人，回国比例升至30%；2010年出国留学28.5万人，回国13.5万人，回国比例升至47%；2013年出国留学41.39万人，回国35.35万人，回国比例已升至85%。

　　由此可见，中国人才环流格局初步形成，这构成了中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又一重要内容。

　　第五，中国“研发人员密度”从当前的较低水平，将逐渐向发达国家水平趋近，这个过程也正是“新人口红利周期”逐渐强化的历史进程。

　　OEC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研发人员密度”仅为每千人1.8名，与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同期美国研发人员密度为每千人8.8名，日本为10.1名，德国为8.4名，韩国为12.8名，OECD国家总体为7.7名，均远高于中国的研发人员密度水平。

　　这组数据说明，发达国家的研发密度相比，中国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源比较优势还远没有释放完毕。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实现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个转移”—国内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国际上产业和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这是中国第一轮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和释放。

　　然而，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第一轮人口红利式微，第二轮人口红利凸显，自主创新和人口质量红利的良性互动将取代“两个转移”成为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新一轮人口红利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上面所述的“规模优势”方面，同时还体现在“成本优势”方面，这对于中国经济在高端产业构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首先，在新人口红利周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将延续，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端人力资源的成本优势非常显著。有一组广为人知的成本比较数据，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美国的小时工资达到34美元（以下数据均为2009年）、德国为46美元、法国为40.3美元、意大利为34美元、日本为30美元、韩国为15美元、中国为1.74美元（其中城市人员为2.85美元，乡村人员为1.15美元），巨大的成本优势使中国制造业以22%的全球份额位居第一。

　　其实，中国在第二轮人口红利周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端人力资源”拥有类似的成本优势。Ernst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调查样本内的公司而言，美国一名工程师的综合成本（包含工资、福利、办公费用、机器设备）为30万美元/年，在中国仅为约3万美元，两者差距高达9倍。印度和中国的情况类似，调研数据显示，聘用一名有5年工作经验的硕士生，美国需要15万~20万美元，印度仅需3万~4万美元。最近几年跨国公司都在重构自身的全球研发网络，加大向中国、印度的布局，高端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正是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其次，新人口红利决定了中国企业的R&D成本会大幅低于发达国家。企业的R&D成本由四部分构成：人力成本、原材料、资本支出、期间费用，其中人力资本占比高达50%左右。OECD的一份详细研究显示，人力成本是R&D支出的最大组成部分，根据调研样本来看，平均能占到48%的比例，各个国家之间会略有差异：美国为46.5%，法国为52.8%，德国为61.7%，日本为42.7%，瑞士为52.1%。可见，研发活动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特征”，中国高端人力资源的成本优势直接转化为显著的创新成本优势，保守估算一下，中国高端人力资源成本按发达国家的1/6来算，即使不考虑原材料、资本支出、期间费用的成本差异，也将导致中国的R&D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1/3.5。所以，在自主创新被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在R&D这个核心环节的成本优势将会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