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还在继续演绎疯狂，实体企业的倒闭潮却迎来第二波。

　　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浙江多家著名企业轰然倒下。4月，温州著名服装企业庄吉宣布破产重整。1月，温州最大的建筑企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位列第242位的中城集团被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拍卖100%股权。同月，挂牌五星级的宁波市雷迪森广场酒店正式宣布进入破产程序。

　　相关人士表示，倒闭潮重现，实体企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期待国家出台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危险的时刻到了”

　　春夏之交的温州满城葱郁、活力盎然，当地企业的生存状态却并不合拍。

　　“中小企业的现状不容乐观。”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脸凝重。他说，以前都说是冬天来了，现在是真正的寒冬来了，很多企业都活不下去。他预测，如果没有有效的解决途径， 50%的实体企业将陷入困境。

　　此前，在温州瑞安采访时发现，瑞安前50强工业企业有十几家关停倒闭。近日，记者又接到爆料，某知名汽配企业老板跑路了。多次拨打该公司办公室电话都无人接听。瑞安市汽摩配行业协会秘书长章金木告诉记者，他听说过这件事，但具体情况不大清楚。

　　“龙湾也是重灾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老板介绍，某商会多个副会长单位全军覆灭。他说，你去龙湾的一些工业区去看看，很多企业都关门了。另外，苍南倒闭的企业也很多的。

　　去年，一则关于苍南龙港镇36家企业倒闭的帖子通过自媒体在苍南当地疯传，引发热议。此后，涉事企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纷纷辟谣：名单里所谓的倒闭企业，多数仍在正常生产，有几家虽曾停产但已经或正在重组。

　　但事实上，去年苍南的六桂集团、天达集团、温州台港印业、温州恒丰印业、温州超友印业、温州虹泰纸业等一批企业相继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的现象。

　　“最危险的时刻到了。”周德文对记者表示，不仅是温州，全国各地企业倒闭潮频现。他说，地方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直面现实，帮助企业一起闯关。他告诉记者，以前他主要是为企业鼓与呼，但自去年开始，他把工作重心向帮助企业解困转移。他们联合上海中和正道资产管理公司一道帮助困境中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帮助企业“起死回生”。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几十家企业在他们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就在记者采访期间，周德文接到乐清一位女企业家的求助电话。

　　倒闭潮卷土重来

　　在温州国际大酒店茶楼，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坐下来，掏出一支烟点上。对于这个曾经辉煌的行业，黄发静似乎并不想多说。他介绍，打火机行业去年还有70余家企业，今年一下子少了10多家，勉强维生的企业多数开工不足。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温州金属打火机企业至少有3000多家，年产打火机超过5.5亿只，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国内市场95%的份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打火机生产基地。

　　浙江东方打火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回忆上世纪80年代温州金属打火机的盛况时，用“货车就等在路边，产品一下装配线马上被打包运走”来描述。

　　作为让中国打火机走出国门、开始国际贸易的“第一人”，李中坚的公司当时每天出口的打火机最少达10万只。而东阳打火机一时也成为温州名片，多位国家领导人莅临公司视察。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曾经创造辉煌的企业如今也陷入了困境。

　　李中坚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去年7月份公司就停产了。他说，他的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做实体企业的，但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在做企业，三分之一人的企业关门倒闭或者自己跑路了，剩余的三分之一就像他一样——企业有一些债务，但并影响个人生活。

　　李中坚的企业也涉及房地产。目前他的主要资产是房产及一家正在建设中的酒店，两项总资产差不多5亿元，负债2亿元。

　　事实上，制造业的倒闭潮早已开始。2014年12月5日，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随后联建的兄弟公司——位于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三家公司累计员工人数近万人。此外，几乎是同时期，位于苏州的诺基亚[微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也宣布关门停产。当年1月，手机零件制造商东莞市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老板欠债1.35亿元跑路，400名员工失业。从事杂牌手机制造的东莞兆信通讯因资金链断裂倒闭，1000多名员工失业，董事长高民自杀。

　　作为民营企业活跃的温州市，在2007年至2012年间，温州全市共注销企业22481家、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25213家。这些仅仅是国内各级法院审结的有据可查的数据，而没有走入司法程序、自生自灭的企业破产数量更是惊人。

　　实体企业盼政策扶持

　　“实体企业发展需要政策的推动。”黄发静表示，政策支持并非直接给钱，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危机，企业仅靠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些企业跨行业多元化投资，该倒就要让它倒。对于那些真正做实业、坚守主业的企业，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支持他们。

　　黄发静以打火机行业为例说出了自己的困境：因为民航局规定，飞机上不允许带打火机，许多原本用金属打火机的乘客也不得不买一个一次性打火机带上。慢慢的，大家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金属打火机的销量越来越低。而据他了解，国外航空业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在《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上，黄发静同样有自己的困惑。他说，员工可以随时炒老板鱿鱼，老板还得支付其所有工资；但是老板炒员工就得选日子，否则将受到惩罚。还有员工节假日加班的问题，法律规定需要支付2—3倍的工资。但现在很多企业都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而只有多加班才可以让员工获得更多的报酬，员工也喜欢加班。“为什么一定是2—3倍，不可以是1—2倍吗？”黄发静问。

　　最让黄发静不能理解的是员工的社保。他说，实际上工厂里的普通务工者稳定性非常差，今年在浙江打工，明年可能跑到广东，后年可能又在北京了，企业虽然给他们交了社会养老保险，但是由于他们的流动性强，很多人根本没法连续缴纳15年的社保，其结果是他们最后无法享受养老保险，但是这笔钱企业是实实在在支付出去了的。“这笔钱最终到哪去了，没人追究。”黄发静无奈地说。

　　惠特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项进康对记者表示，实际上，包括各种税费、汇率、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都是企业沉重的负担，不利于企业发展。

　　在采访中，多位企业家都对记者表示，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切实帮助企业减负，企业才能在困境中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