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沿海发达地区一样，过去十几年以来，浙江拥有最勤奋的工人和最有效率的工厂。

　　在温州的一家皮鞋出口企业，一位浙商曾经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是每天的中饭时间，铃声一响，上百名工人自发地拿着饭碗冲向食堂，吃完了再冲回车间，看似混乱的过程其实有条不紊，默默无声。因为他们是计件工资，一线工人的平均工资每个月仅仅只有1500元钱，由于产品价格的走低，企业利润逐年下降。

　　在经历数度汇率变局以后，无论从政府、商界还是学界的观点出发，人们几乎已经把“世界工厂”等同于贬义词。我们通过出口廉价的商品补贴发达国家，然后对方印一些货币，绿色的被称为美元，说“这些东西你们拿走”。然而拿走之后，又说“还是存在我们这里比较合适”，于是我们又把外汇储备以比较低的利率存回去了。因为我们出口价格相当便宜，于是对方采取了贸易摩擦的战术，而我们大部分的对策仍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不过就走”。

　　在2010年以前，我们引进外资的时候存在税收优惠，内资企业要求平等待遇，但外资不停要求税务局延迟处理。总而言之，卖出去的越来越便宜，买进来的越来越贵。

　　在五年以前，就有学者警告说，民营企业未来的投融资应该习惯在一个汇率波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升值的环境下来进行投融资决策，不能过分依赖贸易出口。当时的背景是2005年7月21日，中国从固定汇率1：8.28中退出，实行浮动汇率，升值2%。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今年上半年以来的柯桥指数中获得更多告诫：在外贸景气指数的曲线上，今年1-6月份从没有超过1605点，而在去年11月份，这个数据曾经达到1785点的高峰。有预测认为，在内外多因素的纠结之下，浙江外贸的上升势头可能已经终结于今年七月。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凸显，这一理由被人们视为今后判断国际贸易环境和经济转型迫切程度的重要因素。6月初，浙江一位教授预测，第三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有N种升值理由，空间在3%左右。几乎话声未落，6月19日央行称“开始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于2005年和2007年的情况出现了，主要有两点：第一，欧美客户不愿意承担汇率风险，第二更重要的是，部分税号商品的出口退税再次取消。2006年，纺织服装退税下调2％，绍兴一家规模中等的纺织企业每年损失在一千万人民币左右，除提价外无计可施，然而，绝大部分购货商没有接受这样的价格。

　　从2009年开始，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李如成为代表的一批浙商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纺织出口退税增加的建议，并且得到了回报，但危机结束之后，新一轮的商品出口退税取消恐怕即将开始。

　　我们知道，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伯明翰作为工业城市的标杆，被称为“世界工厂”，在随后的岁月中，它逐渐沦为英国人心中的“最丑城市”，直到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开始艰难的转型，时至今日才似乎已经收到了成效，过程长达40年。今天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地方，将来或许也将走上同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