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年初的返乡潮，到年中的民工荒，直至现在的民工跳槽现象渐渐增多，这其间发生了什么？ 

　　民工跳槽潮 

　　魏娟近期又想换一个工作。

　　魏娟毕业于湖北省仙桃市郭河镇高中，原先在宁波做服装缝纫工作，月收入2000多元。 

　　不过，她还是找到自己父亲曾打过工的宁波东伊顺餐饮公司，询问是否有打电话的活。 

　　但她得到的答复是，最近用工紧张，缺的是做拉面及做饼的员工。 

　　其实，和魏娟一样，在“十一”后，陕西省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农民工大批“跳槽”。 

　　一般说来，“跳槽”担任主角的往往是学历较高的人才，但农民工今年也跳起来。 

　　其实，在福建晋江一带，甚至出现了专门带领农民工“跳槽”的“工头”，他们常常带着几十人乃至上百人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 

　　而这些打短工的人越来越多了，给大企业带来了麻烦，因为大企业一般接长期订单，一旦缺人，就特别紧急。 

　　显然，民工荒的出现，导致一些用工企业对农民工展开了争夺战，这无疑成了农民工“跳槽”的推动力。

 　　更重要的是，过去的“民工荒”大多缺高技能人才，而此次不仅缺高级工，更缺普通工。 

　　其实，这离返乡潮也就一个季度，5月份的东莞，欧美订单又开始回升，用工需求加大。 

　　当然，受金融危机影响，订单以短单居多，为了应付“短单”，有些企业开出更高的工资，一批专门打“短工”的候鸟型劳动者产生，俗称“帮忙团”。哪里缺人，他们就去哪。 

　　很多大企业一提到“帮忙团”都非常头疼：“这是恶性竞争啊！有时加200块，就能马上被挖走几十个工人。” 

　　显然，2009年一个特点就是，一些大企业也面临着民工问题。 

　　根据《现代金报》调查，与中小服装企业相比，宁波大型服装企业缺口就更大了，甚至不得不因为缺少一线操作工而停掉生产线。 

　　太平鸟服饰人事部门负责人介绍：2009年初以来，因种种原因流失了50%的一线操作工，现在普工用工缺口在100人以上。 

　　因为人手不能到位，目前4条生产线只能闲置，甚至出现了交货期限延误等问题。 

　　以往，通常是大企业比中小企业在招工市场上更有优势，但现在大企业和小企业报酬差距很小。 

　　而“订单波动性比较大，年初就没有储备大量工人。”很多企业说。 

　　于是，2009年二季度以来，“民工荒”又成为珠三角一个新难题。 

　　短短半年，珠三角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次截然不同的转变，从打不到工的“民工慌”到招不到工的“民工荒”，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着悄然变化。 

　　与“招工潮”相对应的是“抢工”。 

　　介绍一个工人就给300元介绍费，近段时间，泉州一些人才网不断出现类似的招工信息，甚至一些“招工猎头”到厂门口直接和工人谈工资，让企业防不胜防。 

　　由此，民工跳槽者渐多。 

　　中西部与东部争夺战 

　　的确，这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让人无法适应。 

　　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1月上旬开始，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出口不畅失去工作。而令人更加无法理解的是，突然间返乡的民工消失得无影无踪。 

　　“缺的不是订单，是工人，”东莞宏越服装厂的张智云说，他所在的企业最近订单多了，但找不到工人。 

　　张智云为了招人想尽方法：年底结清工资、每月发水果2次并加餐4次等，但依然门可罗雀。 

　　而一位温州市鞋业公司，本打算在贵阳招700人，但只有80多人达成意向，最后来温州的也不足10余人。 

　　同样，东部企业在河南“2009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秋季洽谈会”上遭冷遇，成都市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甚至比民工还多…… 

　　“4月招工难时，我们觉得可能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广州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说。 

　　但他后来发现，广州周边的湖南、江西清远等地，都开始打出自己的牌，甚至在电视上做广告：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吧，我们这里的待遇提高了。 

　　“民工源头”的中西部开始通过提高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与东部争夺劳动力。 

　　芦山通达纺织公司副总经理何生贤介绍说，浙江工厂月工资水平为1200元，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而芦山县月工资800多元，每天工作8小时，算下来劳动力价格基本相当。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出现。”四川省资中县就业局局长张兴民说，资中县到沿海打工比例已由过去80%，缩小到现在的40%。 

　　而西部大开发，为民工回乡就业提供了好机会。西部快速崛起，GDP年均增长率达11.4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 

　　尤其是2009年上半年，西部经济更是率先于中东部经济反弹上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长13.2%，远高于东部的5.9%。 

　　而恰恰在这个时间，大批农民工返乡，当地政府积极帮扶他们创业、就业及技能培训，经过在企业训练的农民工，大多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近日公布的一份统计显示，重庆农民工外出到中部、西部及其他地区的农民工总体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而到东部地区的人数较上年减少约7.4％。 

　　同时，与往年不同的是，重庆输出到新疆等西北地区人数明显增多。 

　　“由于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重庆整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劳务办负责人称。 

　　而“每年的7月、8月、9月，外销订单都增加，”很多玩具厂、服装厂的工资却没有多大变化，而民工在家乡照样有钱赚。 

　　更重要的是，在东部企业，“没日没夜地干活，金融危机一来，就裁我们了。”很多民工对这个不远的记忆仍然很深。 

　　没有长期的工作承诺，他们就选择了留在老家。 

　　而东部企业的产业转移，也给他们带来了机会。 

　　比如，在2009年成都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西部地区共吸引了5900多亿元中外投资。 

　　庐江县力拓体育用品公司老总黎纳新，就是原先在外打工多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选择回家创业，生产运动手套。 

　　而返乡农民工，则首先成为他的员工。 

　　同时，广东提出腾笼换鸟战略后，吸纳全国劳动力的“就业洼地”优势，渐渐减弱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劳动力价格“落差”逐步减小，但仍有千万人去沿海打工，劳动部门认为原因是：一是中西部就业机会还是太少，二是中西部就业信息不畅，“惯性”使他们首选沿海。 

　　无论如何，东部沿海劳工将面临压力，尤其是“在户籍制度条件下，他们在城市有可能没有保险，只能回老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 

　　“第二代民工” 

　　蔡昉认为，在相当时期，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转移，同时成本低廉。 

　　但是这种转移不是无限度的，当劳动力供应与城市需求持平之际，即为“刘易斯转折点”。 

　　他的结论是，2004年中国已遇到这个平衡点，而最迟在2009年供求和平衡点相交，“人口红利”消失，工资水平提高。 

　　然而，随着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并预期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绝对量开始减少。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会消失。 

　　其实，劳动力回报率过低，资本回报率过高，一直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特点。 

　　比如，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份调查材料认为，多年来外来工总体工资水平一直徘徊不前。 

　　而很多企业找不到农民工的同时，一些紧俏工厂从来都不担心招不到工人。 

　　由此可见，眼下真正呈现的不是“民工荒”，而是“廉价劳动力荒”。作为城市外来者，收入微薄，还要付出生活费、住宿费和车费等，却享受不到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城市保障，奋斗几十年，仍然没有归属感。 

　　而企业需求量大的主要是18至25岁的年轻女工。但是，18至25岁的青年劳动力总量低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又使每年约500万名的青年进入大学。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很多不愿到工厂上班，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 

　　根据调查，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生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独生子女们，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已占到务工者的70％。 

　　“中国的第二代民工正在形成并登上经济舞台。”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说。 

　　显然，区别于“有工就打”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是否选择打工”，“选择哪个地方打工”，“打什么样的工”——作为“理性经济人”选择更加多元，他们自我价值意识也更为明显。 

　　由此，除了工资福利外，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一线的辛苦工作。 

　　而对求职者来说，服装行业通常意味着劳动时间太长。 

　　姚文龙几年前第一次接触服装企业，听到厂方说“三天一休息”，不免亦喜亦忧：喜则以如此轻松，忧则以能拿多少钱。 

　　后来他才明白：所谓休息，是指当天晚上不加班，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让他感觉到了时间的不自由。 

　　河南姑娘顾秀云在一家服装厂，为400件衣服上袖子，每月可拿到1500元；同样劳动强度的活，她在电子厂的同乡，月入可达近3000元。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在岗位荒的2009年初，福建源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一口气推出了400多个岗位，但该公司招聘经理表示，仅招到100多人。 

　　同在这个招聘会上，石狮富贵鸟鞋业用工需求达3000人，也仅招到400人。 

　　福州东洋时代服装有限公司招聘60名车工，仍缺员30人。 

　　在常熟，开春后服装行业的用工只解决了80%，象山针织企业普遍有15%—20%的用工缺口。 

　　然而，“这是一个渴望新知、学习能力强的农村精英群体。”中山大学教授刘林平说。 

　　“对待民工荒要转变思路。”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湛新明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完善劳动力市场，把短工变成成熟的“蓝领技工”。   

　　高级蓝领战略 

　　其实，这为中国服装升级带来了机会。 

　　作为企业家，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发展决不能依靠使用廉价劳动力，而是要依靠产品更新换代来实现，这就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 

　　中央电视台评论员沈竹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她在做节目时遇到一个香港设计师，他收藏很多世界名表，但唯独没有中国的品牌位列其中。 

　　他说，名表核心部件是很精致的工艺，外国工人能很细致地进行操作并精心打磨，但中国制作工匠在关键工艺上，只是简单复制，无论是年轻的学徒还是有经验的工人，自身技能都需要大幅度提高。 

　　在采访中了解到，报喜鸟长期聘请了一名意大利人作为公司技术总监，但这名意大利人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实际是一名高级技师，但为报喜鸟带了工艺上的变革。 

　　其实，很多企业家谈到高级技术工人的不足，已经影响了中国产业升级速度。 

　　而面对行业新发展方向——大规模定制，中国服装企业能培养出自己的高级技工吗？ 

　　幸好，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把劳动力纳入人才战略。 

　　2009年1月中旬，达利（中国）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成立达利女装学院，实现企业与校方教学的互动。 

　　在普灵仕制衣公司，每年的培训达到3000多次，甚至派员工到意大利去培训，并对从样板师到裁剪师，都进行职业发展规划。 

　　当然，员工待遇与福利也很好，免午餐费，两人一个房间，空调和电视机都有。 

　　由此，员工稳定率达到了95%以上。 

　　日前，世行贷款“农民工培训与就业”项目已正式启动。该项目贷款投资共5000万美元，意图通过增加农民工技能培训机会、完善就业服务和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等手段，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和可持续的农民工就业促进模式。 

　　在项目选取的山东省、安徽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三个省(区)，地方财政将给予一定配比，例如滨州市，世行贷款资金400万美元、财政配套资金也为400万美元。 

　　而在2009年初，“我们承诺一个人不裁。”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对外公开承诺，他们要改减员增效为稳员增效，并转型升级，探寻出一条长三角民企的突围之路。 

　　拥有职工6000人的山东济宁樱花纺织集团，在经营上遇到了困难时，山东如意全资收购了樱花，使该企业在短短的2至3个月内走出了困境。 

　　同样的，有一家中山的制衣厂工厂关门时，老板发放了足额工资与补偿金，并与员工们相约东山再起。员工们含泪告别老板时说：“您再开工时我们还到您的厂里打工。”   

　　“企业应该是一个家庭，要让员工得到尊重。” 九牧王董事长林聪颖说。 

　　在九牧王员工宿舍楼，记者看到阅览室、网吧、健身房、洗衣房、超市等一应俱全，宿舍干净整洁；而在生产车间，甚至还播放音乐。每年九牧王都会组织全体员工分批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