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制造告别劳工红利“劳工荒”背后是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

　　魏少源近日给省城的表叔打了个电话，说想跳槽，不想到劈头挨了一顿臭骂。

　　起先还是好好的，表叔问他的学历和要求，后来问到工资要求时表叔就突然怒了。惹怒表叔的原因，是他提的工资过高，表叔训他：“你一个初中毕业的，不踏踏实实地做事赚钱，开口工资就是一月1800元，你以为你是谁啊？1500元就够了，哪些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有几个起薪能到2000的？”

　　魏少源满腹的委屈，他没来得及给表叔解释，前两年自己的工资都没有怎么涨，这两年好不容易涨一些，但看到有老乡工资已涨到了1800元，自己要同等待遇也不是很过分，工资不增长那跳槽还有个啥意思。

　　其实不仅仅是魏少源一个人郁闷，整个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企业主，都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后陷入“郁闷”之中。

　　那个廉价的劳动力遍地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人手短缺、跳槽频繁、工资越要越高……猛然之间，发现属于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被外在市场缩减和内部成本升高挤压得喘不过气来。

　　早在几年前经济学家就发现珠三角廉价劳动力日趋减少，频频发出警告称珠三角制造业劳动红利将会消失。进入2009年年底，经济学家发现，似乎在一夜之内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了，企业用既往同等水平的工资到内地招不到人，农民工纷纷开始或跳槽或要求加薪。

　　而魏少源不过正是这纷繁经济变化背后的一个微小缩影。

　　一个玩笑“民工都去上大学了”风起于青萍之末，从“劳工荒”已可看出市场格局之变

　　事实上，这一格局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了苗头，只不过2009年后的感觉特别明显。

　　市场变化如同沙漏，起初不觉得有何明显的变化，时间一长，蓦然回首时就发现整个珠三角市场已经跟从前大不相同。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业开始频频出现劳工荒，企业纷纷招不到工，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压迫下，劳工短缺现象却更加明显，用工缺口日渐增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

　　东莞是劳工荒首先袭击的地市。

　　据东莞劳保部门统计，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外来订单数量回升，东莞主要工业街镇都出现了用工短缺，尤其是长安、厚街、凤岗、常平等镇，九成以上企业招工困难。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制造业专场招聘会上，11000多个岗位只等来4000多名求职者，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供需缺口超过50%。尤其是近期因大量农民工返乡过春节，企业农民工更是难求。

　　中山的情况也不乐观。

　　中山市某人才市场负责人符家军表示，在今年1月举行的4场招聘会中，入场企业超过300家，提供岗位5000个左右。“但来找工作的整月总共才1000人，少见的‘粥多僧少’。”来自中山人才服务机构的信息显示，全市将近八成企业存在明显缺工。据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方面最新统计，目前中山企业用工缺口超过3万人。

　　而在珠三角其它城市，深圳、广州等民工匮乏仍然普遍存在，民工荒已经超出了单纯季节性匮乏，成为经济资源短缺的重要表现，民工的工资一涨再涨、跳槽频繁，企业纷纷反映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下降，生存困难。

　　与此同时，高校十年的扩招效果开始显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年年剧增，大学生的工资一降再降，起薪低到1000元—1200元。

　　有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戏谑到：“怎么可能有民工？高校扩招后，民工都去上大学了，现在的问题是企业能请得起大学生，请不起民工。而大学生又不可能去做民工的工作。”

　　一种境地“赚不到人头钱了”从劳力富裕到劳力短缺，珠三角率先告别劳工红利

　　中山小榄榄菊集团是全国最大的家庭卫生杀虫制品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4000余人。随着经济回暖，订单明显增多。

　　该企业人事主管谭先生告诉记者，从去年4月份经济复苏以来，就不好招工了，尤其是节前员工回乡致使流水线上普工短缺，为了如期完成订单任务，公司已从中山、茂名等地招来一批学生，或见习，或实习，保证流水线正常运转。

　　谭先生说，为了应对节前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用工荒，企业还在周边高校招聘寒假工，开出诱人条件吸引留校大学生走上流水线。

　　“我们工厂缺工量达到2000多人，其他厂也一样请不到人，而且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东莞港澳委员、企业家黄子欣描述了当前的缺工现状。他明显感觉到，今后缺工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劳工红利结束了，赚不到人头钱了”。

　　就在珠三角“民工荒”愈演愈烈的同时，浙江、江苏等地也开始频频出现企业招不员工的现象。因此有经济学家开始判断，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城市化进程加上大学扩招的多重影响。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这一观点最早是在2008年8月3日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在“全球视野下的广东现代化之路”学术论坛上提出的。省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技工教育处处长刘正让也说，目前广东省已从过去劳动力富裕变成了劳动力短缺省份了，因此广东省提出的对策是加大技工培养的速度，除了适应产业升级外，一个能操作机器的技工能顶几个普工。

　　但对“刘易斯拐点出现”一说也有专家并不认同，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湛新民认为：我国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无事干，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无人干，如果说珠三角开始告别“人口红利”的话，那只是告别了“廉价劳动力红利”。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告诉记者，去年前来广州找工的人仍然创历史新高，截至2009年底，广州已有225.23万名登记在册的外来工，再次刷新历史纪录，但就是因为工资谈不拢，企业仍然缺工。早在一个月前，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就已着手为缺工企业制订用工计划，并带领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远赴广西等劳动力输出地招聘普工。但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一种尴尬“宁不接单绝不加薪”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微利企业断血

　　正如“刘易斯拐点”预测的那样，种种迹象显示，金融危机后的时代，劳动力市场正在出现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廉价劳动力再也不会无限量供应了。

　　湛新民认为，目前珠三角加工制造企业长期的低薪已经没有吸引力。他认为，不少内地城市薪酬水平已超过珠三角，这是珠三角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东莞政协港商委员吴太和也说：“我调查发现，现在内地工资增长比较快，如果工人在东莞打工，工资只比老家多三四百元，那么工人是不愿意来东莞的。”

　　东莞政协委员杨富寿刚刚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中表示，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有两年没有调整了，建议从770元调高到900元以上。

　　“拿着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去招工，根本招不到人了。但各地政府依然在强调最低工资是不是太落伍。”东莞宏运电子厂台商曾鑫国说，市场供需已经改变，工人的工资水平在悄悄增长，再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的指导意义就没有了。

　　张宝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帮企业到广西招工，很多人一打听到工资，就表示不愿意去，他们说，现在种粮有补贴，在家务农也就比外面打工每月少几百元而已，何况在家还能节约不少开支。

　　中山大学行政学院于2009年7-8月、11-12月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组织深入调查。在去年11月的现场调研中，他们发现东莞人才市场虽然呈现“供求两旺”的局面，但大部分接受访问的工人指出，工厂给出的条件并没有大幅度提升，仅仅提升了10%到20%。上涨的工资对冲了通货膨胀，几乎就没有增长。

　　东莞某知名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民工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如此情况下，企业仍不打算提高工人待遇或改善员工生产、生活条件，“在满街的招聘广告中，有多少企业提到加薪？”

　　企业为什么不肯加薪引人？

　　企业利润微薄且不稳定，加上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挤压，单个劳动力的边际效益就几乎为零。人少一点满负荷运转还能保持盈利，如果加薪引人，有单的时候仍然赚不到钱，但没单的时候一定亏损，那是死路一条。因此对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成了“宁愿不接单，也不愿加薪引人。”

　　生存在珠三角的一大批利润微薄的企业，就这样憋屈地陷入用工荒怪圈。

　　东莞一家制鞋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工人短缺，预计今年市场决定的工人工资升幅至少15%，然而企业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本身利润空间已经大大压缩，再提高工资标准，可能将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

　　“不是企业不想给工人加工资，如果一个员工每月提高200元，1000名员工每月就要多支出20万元，一般的企业无法承受。”这位企业负责人说。

　　一种选择“要么转型要么死亡”珠三角产业升级将出现内在动力

　　不涨工资留不住农民工，企业越做越小，利润越来越低；涨工资，企业规模是能保住，但是避免不了亏损，显然是死路一条。珠三角的制造业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着双元的挤压，这时候很多企业才想起被政府早在2007年就提起的“转型升级”。显然，“转型升级”战略是走在了劳动力市场变化之前，在劳工供给变化不大，企业仍旧赚钱的时候还看不出必要性，廉价劳动力的快速消失，让企业面临生死时，才蓦然发展转型的需求已经极为迫切了。

　　其实，早在2009年8月，东莞凤岗镇的工厂主、全国政协委员、港商梁伟浩就称：2008年初时对双转移和转型升级理解不透，很多港商都有被赶走的相似感觉，直到经历危机后，才发现“转型升级”的战略是走到了劳动力市场变化之前。

　　这种认识的转变早就被经济学家所估计到。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外来工收入调查项目负责人林涛认为，加工制造业只有当大量廉价劳动力存在时才会有生命力，当国内的其他产业发展起来也需要劳动力时，加工型企业就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拐点，此时，外向型加工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跨国公司多数会将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

　　此时外向型加工企业要么转型，要么死亡。

　　“劳动就业和企业利润工资水平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广东企业利润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工资不可能大幅度提高，而旧有的工资水平已经吸纳不到足够的劳动力时，珠三角产业升级将出现内在的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发表了相同观点。

　　党国英表示：“有人担心，工资高了，劳工来了，但企业成本提高被逼走了。那些靠给员工支付低工资而盈利的企业一定会面临这一问题，它们的倒闭或者关门走掉对广东是件好事，只有这样才能把更好的企业吸引过来。”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教授认为，虽然目前企业采取的应对方式只能应急，如果不考虑给工人“好处”，即使节后，缺工企业也不一定能顺利补员。申曙光提醒企业经营者，珠三角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期已一去不复返，如果企业不转型升级，没有更多的利润让劳工分享，其前途堪忧。

　　专家和经济学家们的一致忧虑，在企业方面也受到肯定。东莞台商曾鑫国赚钱的老路已走不通，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若再不通过产业升级的方式提高附加值，企业不能承受涨薪之痛，其破产或转移的结局可想而知。

　　一个机会“全面启用廉价大学生”知本红利时代，把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大学生才有用武之地

　　伴随廉价农民工时代终结的，是高校十年扩招导致的廉价大学生时代的到来，未来的生产要素红利是高校扩张十年的带来的知本红利。

　　实现产业升级“全面启用吸引廉价大学生”是企业从获取劳动力红利到获取知本红利的有效途径，能否用好“廉价大学生”就意味着珠三角是否能在未来中国产业蓝图上占领制高点。

　　但是珠三角仍然没有找到大规模容纳这些高知本人才的全新产业模式，珠三角目前的产业链中企业对大学生的吸纳非常有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管理学院郑功成教授说，大学生就业困难，是因为可以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会计师、律师、理财师等高端服务业发展缓慢。珠三角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不足也是这个原因。

　　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显示，若中国准备在人力资本及科技上加大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重心如果转移到服务业，到2025年时可创造超过1亿个待遇不低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