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年方十六，在中国最混乱的繁荣城镇之一四处游荡，自食其力，身边没有一个成年人……她们想妈妈，但同时她们过得很快活。”

　　——《打工妹》(Factory Girls)，张彤禾(Leslie T.Chang)著

　　不是人人都过得很快活。本周，在富士康(Foxconn)位于深圳郊区的电子厂，一名19岁工人跳楼自杀。这是该工厂两周来第4名、今年第9名跳楼自杀的工人。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自杀未遂(编者注：截止本周三，深圳富士康制造园区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已达12起)。深圳是中国南方一个工厂遍地的城市。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加上广州《南方周末》记者对富士康工厂环境的卧底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厂体系中比较阴暗的裂缝。上周，九位社会学教授在致富士康的公开信中，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角色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

　　听说过富士康的人不多，尽管这家台湾企业在龙华工厂——也就是众多自杀事件的发生地——的雇员有30万人之众。但多数人都听说过苹果公司(Apple)的iPad，这只是富士康工人大量生产的多种电子设备中的一种。大家也都知道索尼(Sony)、戴尔(Dell)和诺基亚(Nokia)等公司，富士康为它们代工生产游戏机、数码相机、手机和电脑。富士康工人一周工作60个小时，可挣得大约75美元。他们对这些品牌自然熟悉得很，但他们几乎没有人买得起这些产品。

　　《南方周末》曾派一名22岁的记者到富士康在深圳以北的这家工厂工作，以进行卧底调查。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告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给深圳这个城市注入了活力。在富士康的厂房里，身着统一的白色工服、戴着蓝色工帽的工人在岗位上或坐或站，干着每班12小时的工作。在这个规模可媲美城市的工厂里，除了厂房以外，还有宿舍、商店、饭馆等设施，甚至有自己的消防队。如今工厂里开通了一条自杀救助热线。《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单调反复的工作，让工人们变得迟钝，他们甚至按照机器轰鸣的“节奏”吃饭和行走。

　　张彤禾精彩记述外来女工生活的《打工妹》一书，也时而暴露阴暗的细节。很多工厂把工人当作炮灰一样对待。他们拒绝招收个子太矮、长得太丑、年纪太大——30岁就已是高龄——甚至只是来自省份“不对”的工人。他们让工人们赶订单，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没有得到恰当的培训，就得开始操作可能切掉他们手指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的机器。他们要求工人们长时间工作，而多数工人也因有加班工资而愿意这么干。他们往往会扣留一个月工资，以防女工们交到男朋友，或在别的工厂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中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生活出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迷惑。具体在富士康这件事上，近期自杀事件的确明显多于去年。但考虑到该工厂总共有30万名工人——并假设媒体报道的数字属实——其自杀率其实远低于整个社会的自杀率。中国女性自杀率尤其高。

　　更普遍地说，平均工资增速多年来一直超过通胀水平，工作条件持续改善。2008年，中国南方的广东省（深圳是该省的一个经济特区）开展了打击山寨工厂的运动，迫使该省一半的玩具厂关门（许多工厂转移到了内地更贫穷的省份）。今年3月，广东省成为最新一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升幅达20%。理论上（尽管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这或许会缓解无休止加班的压力。

　　劳工维权人士将会辩称（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这些举措只是在狄更斯时代劳动条件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渐进改善。但张彤禾著作中强烈体现出的移民经历的另一面是，对于提升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力这一可能性，人们普遍抱有乐观情绪。最近移民潮中的农民工比他们的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许多人不断跳槽，不断寻找着更好的机会，或者把自己的储蓄投进房地产和初创企业（或传销活动）。

　　诚然，那种可能性的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农民工经常受到现实的伤害。互联网聊天言论似乎也表明，随着人们认为很多个人财富是腐败（而非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越来越感到愤怒。然而，研究发现，中国人仍然信奉向上流动的梦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广泛民调基础上写成的《社会火山的神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一书中，发现“一个乐观的期望，即经济发展正造福于所有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经常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的受访者。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仍受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似乎表明，工厂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