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用十多条生命，不仅换来了工人们工资的上涨，也引发了中国加工制造业的转型革命。

　　富士康加薪引爆的迁移运动，并不是偶然的。当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模式因土地、人口、环境等因素累积矛盾，越来越受到一线城市的排挤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成为压倒传统制造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今，摆在中国制造业面前有两条路可选，在一线城市升级转型，或是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但在转移过程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加薪潮引爆转型

　　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随后的3月至6月间，接连有十多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在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的背后，其实是多年累积的各种矛盾总爆发。

　　跳楼事件发生五六起时，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仍没当回事，固执地认为这不完全是企业的问题。在连续发生十三起后，迫于社会压力，富士康不得不先于深圳市政府上调最低基本工资标准，6月份起从900元涨至1200元。在一个星期后，再次上调工资，对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基本工资上调至2000元，上调幅度前所未有。此后，本田公司也因员工的罢工，把正式员工的月最低工薪从1544元上调至1910元，上调幅度达24%。

　　富士康引发了整个制造行业的加薪潮，今年以来，全国共有27个省市已经或者打算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为了降低成本，以富士康为首的一批企业开始加速外迁北上，同时倒逼珠三角、长三角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这对中国制造业无疑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

　　“制造业利润太低，工资上涨企业很难承受。”这条理由是诸多制造业历年来一再对外宣称的。但富士康此番两次上调幅度，依然在其承受范围之内，也可看出，代工企业利润并非此前他们所宣扬的2%。

　　“企业此前一直是在剥削劳工，此次加薪只不过是把早应该上调的工资一次调到位。制止企业主靠剥削劳动力赚钱，不要担心企业承受不了，如果有企业因为加工资而倒闭，那是你的经营有问题，就应该被淘汰。”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宏对记者说，他现在自己办企业才明白，降低员工工资，并不是增加企业利润的好途径。

　　事实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引爆制造业转型的导火索。近年来，沿海一线城市受到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制约，各种成本都在快速上升，珠三角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陆续关闭或外迁，开始形成了产业转移现象。

　　“刘易斯拐点”出现

　　但即便是给工人加工资，代工工厂依然面临着用工难的问题。

　　早自2010年春节刚过完开始，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就传来“用工荒”的消息，农民工返乡，工厂招不到人，成了代工制造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从珠三角看，缺工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行业、企业比较集中，主要在制衣、制鞋、玩具、纺织、建筑、批发零售、餐饮等劳动密集型领域。而这次缺工现象，也暴露了珠三角产业结构仍然低端化的弊端，传统型、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告诉记者，珠三角地区缺工的原因，主要是劳动报酬长期偏低对普通用工吸引力下降、国家政策向“三农”倾斜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区域经济快速崛起引发人才向周边地区分流、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化择业要求提高、农民工返城滞后等原因综合所致。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这种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大约在50%左右，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同样，韩国在1970年代末也经历过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造成全面影响。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09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2008年减少22.5%。

　　近日，香港商会对“珠三角”企业的生存状况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劳动力短缺比率(即空缺职位占现有职位的比率)平均为20.8%，有12.7%的受访企业的短缺比率甚至高达30%以上。

　　转型出路

　　长期以来，沿海区域经济依靠加工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这种传统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经刻不容缓。如何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们开始转变销售模式，从代销到自产自销，这样可以增加利润。”深圳一家生产TFT显示屏的企业老板对《华夏时报》记者说，这一轮加薪，多多少少都压缩了企业的利润，在短期内不能提高技术的情况下，只好先想别的办法来增加盈利。

　　中国制造行业的地位正在逐步被高成本、低价位策略侵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经济转型可能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这种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必然要跨越的。

　　广州社科院彭澎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传统制造业的两条出路：一是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比如转到中国中西部地区，这种简单的产业转移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拖延扩散产能过剩、贸易失衡和环境污染等深层次问题；二是实行产业升级，提升产品的质量、档次、技术含量以及自有品牌，进而提高产品的价格。

　　陈宏对记者说，很多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虽然转移到了珠三角地区，但企业的总部，包括企业的研发、设计、营销等核心部门仍然留在原地，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出地的经济继续繁荣。这也是当年香港的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后不仅经济不衰退，还更加繁荣昌盛的最重要原因。因此，珠三角、长三角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产业承接新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以港澳台地区为主的亚洲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造就了珠三角今天的繁荣局面，而珠三角目前的这种产业转移态势，正是上次产业转移的延续或再次转移，目前产业形态呈现的是一线城市走高端服务业、二三线承接低端制造业的路线。

　　从迁往地区看，主要包括向省内欠发达地区、国内其他落后省区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迁移，具体而言是向企业用地、用电、用水、用工等成本更低或政策更优惠的其他地区迁移。

　　面对富士康等一批制造企业的外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广东主要发达城市由于受环境、人口、土地等资源的限制，要逐步淘汰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欢迎新型高新技术产业落地珠三角。

　　“我们湖南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也主要瞄准高端产业，简单的代工业一般在衡阳、郴州比较多。”湖南一位陪同政府招商引资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作为珠三角的腹部，湖南因为没有充足的劳动力，也开始走高端之路。

　　但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的省份官员不顾环境污染高耗能，只要是能解决当地人口就业，拉动GDP增长的企业，便最大限度给出优惠条件，统统吸纳。

　　林江告诉记者，目前，广东的落后地区如粤东、粤西和粤北的很多地方已经从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浪潮中承接了不少企业，但工业用地、原材料、人口和环境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用地、用电、用水和用工等成本进一步上涨，未来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

　　林江对记者表示，很多落后地区由于受到人才、环境和产业配套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也没有结合当地的特色条件安排合理的产业结构，而是被动地承接各种转移过来的企业，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竞争力不强。

　　“二三线城市现在依然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吸引低端制造业，但不能完全复制二三十年前一线城市走过的路子，因为农村经济在发展，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二三线城市靠低端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走不了太长。”陈宏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