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与挑战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我们看到了苹果、惠普等美资超级企业在做回归本土的计划，但记者也从采访中了解到，有一些外资企业计划在华追加投资，加开生产线。中国制造业危中有机。

　　东盟七国或成新“世界工厂”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制造业中心几经变迁。先是从发达的西方国家逐渐转移到东亚，至上世纪70年代，又开始从日本迁徙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到上世纪90年代，则又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由于最近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经历了快速增长，制造业中心的接力棒开始从中国传到成本更低的“东盟七国”，即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手中。

　　不久前，日本大和证券资本市场公司出具的一份的报告认为，现在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国家开始超越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中心，这种趋势未来几年还可能会加速，而中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有可能失去 “世界工厂”的地位。

　　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越南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速都超过了中国，而过去两年，柬埔寨的出口增速也超过了中国。 2000年全球销售的耐克鞋中，有40%产自中国，13%产自越南。但现在，越南制造的耐克鞋比例为41%，中国制造的耐克鞋的比例已经降为32%。

　　部分外企在华加开生产线

　　不过，与有回迁想法的少数企业相比，更多跨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增加投资。

　　德国福斯油品集团中国区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福斯很看好中国的市场环境，明年公司会把空压机润滑油的一条生产线从国外迁到中国。 ”

　　至于让很多制造型企业望而生畏的劳动力价格上涨问题，上述福斯公司人士表示：“我们在华的工人规模并不大，所以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对我们压力不大。 ”

　　另外，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11-2012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多达72%的美资企业2011年增加了对华投资；更有约77%的美资企业表示会在2012年将增加对华投资，计划增资幅度超过16%的美资企业达到了37%。

　　值得注意的是，为苹果、戴尔和惠普等众多IT巨头代工的富士康，在面对是否进军美国时也有犹豫。除了供应链问题，富士康也在担心，到美国后，再也不能采用像在中国使用的大规模劳工管理手段，必须遵守当地劳工法，否则会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怎么保证有效而低成本的产出，这对富士康会是个难题。

　　因此，在不久前，美国制造协会通过美国外交官杨苏棣邀请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赴美投资时，郭台铭这样回复对方：“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个问题？你把所有工人告我的律师信，全帮我摆平，我就去投资！ ”他也表示，事实上，目前还是中国的环境资本最优秀。

　　“逃离中国”是不聪明的做法

　　苹果、惠普的回流和美国 “复兴”制造业这一宏观大势有关。但一些在华韩企也选择出走越南、柬埔寨、印度，它们更明显是受迫于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成本压力。

　　上海韩国商会副会长朴显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0年前，有很多韩国企业来中国寻找商机，现在只有80%的企业依旧生活得很好，可能它们也经历了行业的转换。起码，这些企业还没有离开中国，他们依旧能从中国这块市场上投资获利。也有20%的企业回流本国，或是选择将工厂迁移至一些东南亚小国，进而规避成本压力。”

　　“值得思考的是，向东南亚一些小国迁移的多为广东、山东等地的韩企，从事的是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上海包括周边地区发展的韩企主要从事汽车、微电子产品、钢铁、化工等行业；这部分企业关掉在华工厂回到韩国或者迁往别国的情况不多。这时你就能看到技术含量的重要性了。”朴显淳说。

　　朴显淳还表示：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这种做法是聪明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在这里有很多机会。实际上，劳动力上涨不是只有你在中国市场才会面对的问题，全球的经济形势不好，你到越南、柬埔寨发展以后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成本是大家共有的压力，光想着压缩成本并不是聪明的商人。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如果足够用心的话，你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商机。中国的一个问题是产能过剩。企业突出重围的办法不是再去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应该想办法卖东西。这时就需要企业去做有效的市场营销。”

　　迁移生产基地有风险

　　资本逐利的这一特性使得企业迁往成本更低的地方建厂并不罕见。尤其是近几年全球经济萎靡，不光是跨国企业，一些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也开始转移战场，将资本放到一些东南亚小国。

　　卡斯商学院教授维罗妮卡·海莉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欧洲， 15年前就有很多企业为了追逐廉价劳动力来到东欧，但是一两年之后就遇到了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当地的法律法规、甚至当地的政局不是很稳定等等。从长远考虑，提升员工技能、提高效率显得更重要。”

　　她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欧盟的案例，有些欧盟成员国有意把公司在某个地方关厂的成本设置得非常高，让很多公司觉得关闭工厂非常不划算。 “比如说，我们研究的一家跨国企业不得不保留在德国的一家工厂，因为要把这家工厂关闭的成本以及要支付的各种费用，要比在其他的欧盟国家设立新厂高很多。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决策就发挥了关键作用。”海莉说。

　　卡斯商学院首席运营官阿历克斯·弗雷瑟也认为，跨境迁移工厂所带来的实际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在培养企业文化以及员工忠诚度等方面都要付出较大代价。尤其是对于强调业绩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跨境设厂很可能会造成一定高技术人才或者熟练技术工人的缺失，相关技术和基础设施也不能跟进到位，这个代价非常巨大。

　　中国制造业应“高低并举”

　　众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很难再以10.3%的速度增长了。星展银行首席经济师柯大任认为，这是由于过去三十年，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已变得过度拥挤和污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过多会导致投资效率下降。柯大任指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东部沿海省市变得拥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放缓。自2000年以来，中国实际地域性增长与设想的一致。从2003年开始，东部增长明显减缓，中部省份则依旧保持高速增长，而西部则是在加速。

　　不过，中国希望保持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可能性其实要比市场想象的更乐观。只是，发展的接力棒必须要交给内陆欠发达省市，基础建设投资效率低等问题须获重视。

　　资深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中国必须借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在中端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这是未来中国制造的生路。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主任陶文钊对记者说： “中国制造业首先要在高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能够拥有一些高科技核心技术。其他低端制造业，比如服装、纺织、玩具、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要好好发展。以往中国生产的瓷器曾经发生过铅含量超标的情况，玩具也有含铅量、甲醛、塑化剂超标的情况发生。这部分产品要在质量标准和技术含量上有所提高，才能赢得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应该是 “高低并举”，低端制造业不能轻易放弃，否则容易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但同时，也必须发展高端制造业，否则，仅限于低端就是重复过去的老路。而要 “高低并举”，需要在很多领域进行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未来。因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是将工厂建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一系列环境的配套。